明朝军事不可言说之痛——“南兵”和“北兵”之争

万历二十年（1590年），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发兵侵朝，万历平倭援朝战争爆发，经略宋应昌，提督李如松统兵入朝。万历二十一年一月八日，明军一举攻克日军小西行长第一军团据守的朝鲜重镇平壤，大获全胜。

半个多月后，两军又在碧蹄馆遭遇，李如松指挥的明军前锋虽然一度被包围在碧蹄馆，形势凶险，最终还是在数万日军包围下脱出生天，转危为安。

这就是著名的碧蹄馆之战。

碧蹄馆之战后，明军虽然损失了不少精锐，包括主将李如松的许多家丁，但整体实力并没有太大损伤。这被认为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役，因为日军出动优势兵力，想一口吃掉明军前锋的战略目标最终却功败垂成，明军虽然脱围，但也损失了不少精锐，两军都难言成功。

奇怪的是，原本意气风发的主将李如松此后却战意消沉，从驻扎的前线坡州一路后撤，先撤到开城，又渡江撤回平壤，只留下查大受率少量兵马留守林津江北岸。

什么原因让碧蹄馆战后的李如松与取得平壤大捷后意气风发的李如松完全不同，似乎变了个人?

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在碧蹄馆，李如松的家丁损失惨重，这些人都是始终跟随在李如松身边的亲兵，是他最为倚重的精锐，这个损失让他难以承受。

比如缺少粮食，大半个朝鲜已被日军占领，朝鲜政府无力供应大军粮草，还要靠明军自筹，大军缺粮难以为继。

除了这些，还有一个原因，或许被人忽视，就是明军的内耗，也就是由来已久的南北兵之争。

何谓南兵？

所谓“南兵”和“北兵”的概念，在明初并不存在，这个称呼来自于朱棣发动的靖难之役。

燕王朱棣驻扎北平并在那里起兵，建文帝朱允炆在南京发兵迎战，为了区分，两方的军队就被称为南兵和北兵。

此后，南兵的定义范围也始终在不断变化，总体而言，狭义上的南兵指的是南直隶、浙江一带的兵马。

到了嘉靖时期，随着名将戚继光一起崛起的浙兵成为南兵代名词。戚继光善于练兵，打造出了一支真正的精锐之师，南兵历来偏软的印象也随着浙兵的崛起而被颠覆。戚继光带领浙兵在东南沿海到处征战，“先后九战皆捷”，南兵成为一支铁军。

对朝廷来说，看重的是能打仗的军队，南兵这么强，自然也就成为军队典范，不光被征调到西北防御蒙古，戚继光也带着南兵作为榜样，以南兵的标准来要求边关的北兵。

入朝作战的南兵

到了万历平倭援朝战争时期，虽然戚继光已经去世，但他带出来的南兵还在。李如松手下的，正是这样一支南兵。

他们基本是步兵，冷热兵器混用，主要装备有鸟铳、火炮、长枪、刀牌等戚家军常用的武器。

《朝鲜宣祖实录》：路上见南兵来到，皆是步军，所持器械皆便捷，多带倭统简，火炮诸具。

入朝的南兵，人数也不少，根据记载，有戚金、钱世帧统领的2000人，骆尚志、王必迪、吴惟忠、叶邦荣统帅的9000人，共计达到11000人。

李如松入朝的军队总数是四万五千人，南兵在其中占据不小比例。

在入朝初期的平壤之战里，南北兵协作得当，表现都很勇猛。

北兵将领：“李芳春箭中咽喉，射穿右膊；李如梧铅子击穿左臂，方时春触中毒火”。

南兵将领：“是时有城倒被压，众军践踏，从砖石之下跳跃登城，如骆尚志者，有鉛子伤胸，血流殷踵，督军不休，如吴惟忠者”。

但大家都带伤坚持作战，“五人者倶带伤不顾，杀入城内。”

矛盾的产生

问题出在了战后的叙功上。

比如最具代表性的“先登”之功，在中朝等多部史料中都认为归功于南兵将领吴惟忠和骆尚志。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浙兵先登，拔贼帜，立天兵旗麾”。

其中，南兵游击吴惟忠和参将骆尚志“功无与伍，皆先登焉”。

朝鲜经略宋应昌的赞画袁黄也向南兵将领表示：“皆以公等为首功以报朝廷,公等将有大功，宋侍郎亦已知之。”

但到了报功的时候，满以为首功归己的南军将领们却发现，首功的人选落到了北军将领杨元的头上。这让南兵将官们难以接受：

《明神宗实录》：惟叙功一节，平攘之捷，先登者各有其人，而归之杨元，则众论不平。

除了将领论功不平，士兵也是如此。

明朝和秦朝一样，是以斩获首级数目论军功的朝代。平壤之战前，为了防止部下抢割首级而耽误作战，李如松下严令“争割首级者斩”。但在战役中，李如松的命令贯彻的并不严格，发生了许多抢割首级的事情。

由于南兵在前追击日军，北兵的骑兵在朝鲜地形里的行动还不如步兵方便，落在后面，最后导致了“平壤之役，南人先登力战，而得首级者，皆是北人”的尴尬结果。

这样一来，南兵从兵到将，都对北兵意见纷纷，再也不如入朝时那么协作无间。

除了前线的将士，明军高层也明争暗斗不已，经略宋应昌和提督李如松也因为叙功问题产生矛盾。

宋应昌是南人文官，李如松是辽东边将，其中既牵扯到南北军事集团的利益，又夹杂了文武官员战后如何论功的问题，彼此纠缠不清。

矛盾的发展和爆发

在获得平壤大捷后，矛盾虽然发生，还没有到被激化的地步，随后发生的碧蹄馆之战，则成为了矛盾激化的导火索。

碧蹄馆一役，李如松并没有带南兵，带的都是自己的家丁和北兵。

战后，经略宋应昌就指责李如松“轻犯敌锋，几致不测”，“大将一死，皇威大损”。

客观来看，小院认为宋应昌批评的没错，李如松的性格就是轻敌冒进。仅仅五年后，他又是因为冲动轻敌而中了蒙古部落的圈套阵亡，英年早逝。

从这点上来看，其实碧蹄馆之后，他就应该吸取教训。

其次，南兵将领也抓住这个机会对北兵冷嘲热讽，以解心中不快，比如南兵将领王必迪就质问李如松：“大军不为前进，只率先锋往击，一有蹉跌，大军挫气而退，以是言之，非不智而何？”

下级对上级这样质问，可说是相当无礼了。除了王必迪，骆尚志、吴惟珊等南兵将官也都指责纷纷。

在南北之争愈演愈烈，身边精锐损失惨重，粮草又难以为继的情况下，李如松战意愈发消沉，他拒绝了朝鲜官员继续进兵，收复王京的请求，一路后撤，一直撤到了平壤。

至于理由，他干脆推给了宋应昌：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俺非不欲为，但经略令我往平壤留待云...武官受制于人，而不能自擅，故累请于经略，催兵进剿，而经略以为“讲和则朝鲜可以无忧”。

李如松统领的入朝之战，随着碧蹄馆战后和议的开始和随之而来长达两年的停战而告一段落，他本人调任辽东总兵官，经略宋应昌也被召回国，随后退休，原来的领导层已全部换人。

但遗留下来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发生了万历二十三年的“蓟州之变”。

蓟州之变发生在九边重镇蓟镇，策划和执行者是蓟镇总兵王保，造成的后果是数千名南兵被自己军中同僚所杀，原因则正是因为第一次入朝作战的遗留问题：因封赏不公和欠饷所导致的南北兵不和。

蓟州之变对南兵的打击无以复加，等到朝鲜战事再次爆发，南兵已不够人数出征，吴惟忠再回义乌招兵的时候，再也没有当年踊跃报名的那种状况了，“今召募未集，部伍不敷”，只能以其他兵员凑数。曾经辉煌的戚家军，就此逐步走向没落。

南北兵之争，并非是一起孤立的事件，它是明朝军事上的不可言说之痛。
表面来看，发生争端的原因是战争中的封赏不公。

宋应昌是杭州人，与南兵关系较好。李如松是北方人，世代都是北军将领，他们所代表的，正是两个军事集团的利益。平壤战后请功，两人的争端，也是摩擦的体现。而在战场上，李如松的军令不严，导致抢割首级的情况出现，使得矛盾扩大化又有了基础，

至于之后的蓟州兵变，则是在矛盾日积月累，许久得不到解决下的一次爆发。只要矛盾存在，就总会发作，只是时间点或早或晚而已。
事件背后反映出的是明朝军事制度的失败。

明朝和宋朝一样，都是以文制武。

以文制武的制度并没有错，从长远来看，它也是时代的进步。

宋应昌作为朝鲜经略，就是朝鲜战场的最高指挥官，李如松虽然是提督，也要接受他的节制。但李如松却相当于半公开地在叙功问题上偏向北军，带来了很严重的影响，这也是因为经略宋应昌对他的节制力其实有限。

刚在宁夏之役平定哱拜叛乱的李如松自恃功劳，并不怎么把宋应昌放在眼里，还屡次与他发生摩擦。

平壤战后，李如松认为，宋应昌等文官并没有亲临前线，到了叙功时，却要来分功，而且自己还要承受朝廷言官的弹劾，自己上奏也无济于事。

《朝鲜王朝实录·宣祖实录》：(经略)拥兵不渡，而如平壤之捷掠为己功，我所上奏亦被壅遏。

碧蹄馆之战后，面对宋应昌和南兵的指责，李如松干脆撂了挑子，即使朝鲜君臣一再请求进兵，他还是一直后撤到平壤了事。

朝鲜君臣对此看得很清楚：

“提督实主和议，而每推之于经略”

“况大人（李如松）既承专制之命，见可而进，尤大人所自制者耶？”

明朝到了万历时期，长期驻扎在外统兵的武将世家已经发展出了自己的势力，也就是家丁，世居辽东的李家，就是其中的代表。

对军队统帅的不尊重，在李如松身上已经可以看到一丝武将军阀化的苗头。

以文制武制度的不再得力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大明国力的衰退。

蓟州之变发生在万历二十三年，这时候离崇祯登基只有32年。

在这期间，大明的国力始终在衰退，崇祯接手的是一个已经千疮百孔的大明，17年后，心力交瘁，再也无能为力的他选择了在煤山自缢殉国。

从崇祯朝到南明，派到地方的督抚大员逐渐在兵权在握的统兵大将面前没了话语权，成了个空架子，杨嗣昌、孙传庭、史可法等都是如此。

随着国力的衰退，武将们逐渐失去了制约，形成了自己的势力，开始拥兵自重。到了崇祯末期，皇帝的旨意已经无法对武将形成约束力，孙传庭在陕西败亡后，崇祯手里已经没有一支能够自己直接指挥得动的兵力。

但这时候，明朝在纸面上的军队，仍然高达上百万，却都控制在左良玉、吴三桂、刘泽清、高杰这些武将手里，派到各地的督抚，早就对他们失去了效力。

这也是导致大明最终灭亡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