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决裂并非无解之谜 五点分析

李政道和杨振宁的决裂并非无解之谜 五点分析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先生2024年8月4日在旧金山去世，享年98岁（虚岁）。李政道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大师，真正的天才。他学识高深，人品高洁，襟怀坦荡，正直厚道。关于李政道，有一件事情是怎么都绕不开的，那就是他和杨振宁的公案，两人合作，并与1957年共同获得诺贝尔奖，但是在1962年分手，之后更是决裂，交恶，直至老死不相往来。

2、我的分析

至此，核心事件都陈列出来了，现在来说说我的分析。需要说明的是两位科学家都有可能有遗漏，记忆错误和提供虚假信息的可能。另外，每一个人从相同的文字和谈话中都可以得到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这只是我的观点，我建议感兴趣的朋友自己去探究，自己去判断，得出你自己的结论，其中最重要的两份资料网上都可以搜到，一份是李政道反驳《杨振宁传》，答《科学时报》记者杨虚杰，一份是杨振宁反驳《李政道传》，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及《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

2.1 关于李杨的核心争论，谁先提出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

我对照他们两个人的版本，认为是李政道先提出来的。理由如下：

1、李政道先生的版本有客观的文献记载，有旁人佐证，但杨的没有。李说的文献记载指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斯坦伯格实验室在1956年9月《物理评论》上发表的有关重粒子的论文，文章对李政道提出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谢意（没有感谢杨）。并且，还有当时参加实验的重要物理学家的回忆文章作证明。李的文章里说：“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还对上述情形有清楚的回忆。他对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和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经过，都有明确的回忆和文字的记载。其经过和时间都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完全一致。”

除了斯坦伯格实验室，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者吴健雄也有关于李是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回忆文章：“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 τ-θ之谜。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

注意”早春“这个关键词，因为五月已经不能称作早春了，那么应该是4月或者之前，这和李的版本的时间是对应的。还有“赝标量”这个关键词，赝标量是突破性思想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个后面我还要说到。

而杨的版本除了提到他和李的对话，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明。

2、李的版本有不少细节。我是个写小说的人，我深知，细节决定成败，细节是最难虚构的。李的版本有很多非常生动，若非亲身经历，很难写出来的细节。比如哥伦比亚大学附近停车不便的原因，比如问服务员要了纸和笔，比如杨振宁一开始反对，为什么反对，他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而杨的版本没有什么细节，说到李反对，也没有给出反对的理由。

3、李的版本有事情随着时间延续和发展的过程。比如四月初他向斯坦伯格提出了这个想法，斯坦伯格马上去做实验，但有迹象显示出宇称不守恒，但因数据不够，不能得出定论。接着在四月中旬，斯坦伯格实验室重粒子衰变小了约四倍。但数据不够，还不能做出宇称不守恒的断定。到了四月中至4月底，李已完成部分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到了5月初，斯坦伯格又去他的办公室讨论，并报告了他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杨振宁当时也在场听报告，但激烈反对。

之后就是他们共同记录的那次会面，在李的记录里，杨的态度从激烈反对，到慢慢不反对，到最后变得兴奋，要求合作。有时间的延续和事情一步步发展的记录。

但杨的版本除了那次和李在咖啡馆和上海餐厅的那次讨论，没有任何事情持续发展的记录，好像突然就有了这个想法，也没有持续跟进。一般情况，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实验的小组，去说服他们，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去重新分析他们的数据。但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文章，和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回忆和叙述。

李认为这是因为杨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李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做过了分析。我认为李的分析有道理，另外就是如果要实验小组验证，就需要那些人的佐证，而这个佐证杨是拿不出来的。

4、在李1986年发表《破缺的宇称》和 《往事回忆》反驳杨1982论文之后长达16年的时间，以及2003年，李反驳《杨振宁传》后长达7年的时间，杨振宁都没有做出公开回应，这和他本人争强好胜的性格不合，况且两次都是他先挑起的争端。一个解释就是他的确拿不出来证据反驳，因为李的反击非常有力，证据确戳，证明人也都在世。

5、李政道先生在反驳《杨振宁传》答记者问里叙述的言辞是激烈的，他说：“杨振宁是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诬蔑是非常罕见的。我读了之后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文章读完，能强烈地感受到李的激愤和要捍卫自己清白的决心。我认为，当一个人被污蔑，被无端诋毁时，他的语气应该是这样迫切的，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

对比阅读杨先生在反驳《李政道传》时，语气非常冷静，甚至是过于冷静。可见这本书并没有激怒他，你可以解释成杨的性格，也可以解释成书里的叙述并没有歪曲。

下面我来一一分析杨的反驳文：

杨反驳文第一条是关于杨的博士论文的争论，《李政道传》里提到吴大猷先生要李政道计算一个和β衰变有关的谜团的问题，杨振宁询问李政道在做什么计算，李政道对他说了。后来，杨振宁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计算，成了他的毕业论文。杨对此的回应是“此前我已经在研究此问题，而并不是和李谈了以后才开始研究此问题。“

这个争论，杨的回复无法证伪，因为没人能证明他是不是之前就在研究。

杨反驳文第二条和费米有关，杨说“他是费米的得意学生，而李不是。”他提供的几条证据和李没什么关系，尤其前面几条，真实性我们无法证明，就算是真的，也只能证明他是费米的得意学生，但不能证明李不是。

杨驳文第三条是关1952年论文署名顺序的。但他提供的是间接证据。比如，杨说他和Mills的合作论文，杨的署名在前（按字母应该是Mills在前），但Mills依然感激杨的慷慨帮助，还有另外一位吴大峻也同样感激杨，因为他是在提携他们，杨的意思是他也是为了提携李，顺带署上李的名字。但这样的证据并没有什么说服力。A和B是这样的情形，不能说明C也是。

此外，1953年李就被聘为哥伦比亚的助理教授，1956年的时候，李政道已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正教授，而杨一直是在普林斯顿做研究，1966年任职于纽约州立石溪分校，虽然杨年长，但论当时的发展和资质，杨并未显著高于李。另外李是1964年当选美国科学院院士，而杨是1965年当选，这个也可以作为一个他们当年资质比较的一个参考，所以，李是否需要杨的提携也是一个疑问。所以在第一个核心事件，1952年论文署名顺序这个事情上，李的版本更为可信。

杨驳文第四条和1955年李杨合作的论文有关，李认为篇论文是否定杨振宁和Mills的论文，但杨认为不但没有否定，反而是该文的申延，这个地方我没有更多信息不做更多点评。不过这个其实是和我们前面列举的9个核心事件无关。

杨驳文第五条是和核心讨论相关，即谁先提出突破思想，即赝标量出现的时间是李版本的4月初还是杨版本的5月中旬，杨说了许多似是而非的不重要信息，但其实吴健雄的回忆文章就能证明赝标量出现的时间是李版本的早春，让我们再来细读吴健雄这段话：“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继续说......,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注意两个关键词，早春和赝标量。

这个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第一条，旁人的佐证就能证明是李政道首先提出突破性思想的。杨的这条驳文完全可以证伪。

杨驳文第六条讨论诺奖论文是谁写的，杨在1982年的论文选中说是1956年底，他因为生病无法亲笔撰写，遂通过口述让夫人杜致礼代笔完成，之后给到李，李也没有做太多修改，所以论文主要是杨写的。李认为该论文为物理史上具里程碑意义的学术报告，让一个非专业人士代为书写的说法太过荒谬，论文是他主笔，是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

到底那个版本是真实的？杨说他手头没有文献以百分之百的可信度来回答此问题，但是有一个旁证，也就是间接证据。他的证据是李在1986年的论文集中没有对论文主笔提出异议。但是李在2003年答记者问和《李政道传》都反驳了这个说法，1986年没有反驳不能说明什么，可能是疏漏。

杨的这个间接证据没有说服力。

杨驳文第七条列举了一个竞争对手写信写给杨，而不是李，排序也是杨-李，由此认定他比李更重要，首先，一位科学家通信写给他就能得出杨贡献更大的结论吗？这顶多只能算作间接证据。就算是这一个竞争对手认定他更重要，还有其他那么多科学家呢。这是以偏代全的证明办法，没有说服力。

杨驳文第八条和谁先把分歧公之于世的争论有关，我在下个章节2.2里有具体分析。

杨驳文第九条 提到(李)这时他才得知,xxx带头写信给中国政府,对CUSPEA计划表示抗议。杨申明他没有用任何方式反对过CUSPEA，这个应该是可信的。但是李政道在文中写的也是“xxx”，并没有点名，也没有说就是杨振宁。

杨驳文第十条杨发感慨，没有什么信息量。

杨的反驳一共十条，内容干涩，并没有多少干货，不少说法都有些似是而非和误导，有些诡辩的意思，有几条是间接证据，有几条就是凑数的，侧面说明他根本没什么好驳斥。对于李提到的关于谁先提出突破思想的最重要的两个佐证，文献证明和旁人佐证，杨都没有办法拿出确凿的证据反驳。

相比而言，李的反驳一共18条，证据确凿，逻辑严密，叙述详尽，细节很多，全文令人信服。最后一条提到杨振宁父亲杨武之先生在病榻前对李政道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令人动容。

当然，不同的人阅读可能感受不同。

综上五点，我认为李所述”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是他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明确地与杨振宁无关“是站得住脚的。

2.2 关于谁先把分歧公之于世的争论

杨认为把他们的不合首先公之于众的是李，他引用了李1970年在西西里岛的一个演讲《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一段话：

“那时，宇称算符P的真实含义还不清楚，至少对我(李)来说是这样。当然，我了解它的数学特征：P应由一个希尔伯特空间中的幺正算符来表示，而在P的作用下，例如对于自旋为1/2的费米场，我们可以得到等等。我假设，β衰变可用一个更加普遍的拉氏量来描述，它包括10项耦合常数，即通常的5项Ci(i=S，P，V，A，T)以及另外5项宇称破缺常数C'i。随后我从吴健雄那里借到一本由齐格班(K.Siegbahn)编的有关β衰变的权威著作，和杨振宁一起系统地计算了所有可能的宇称破缺的效应。”

杨认为“这段文字的含意很明显：观念上的探索、进展都是由李主导，李带着杨做研究，杨的贡献只是做了些计算而已。因此我知道我不能再沉默，于是在《1983杨》这本论文集中写下了一些我们多年来合作的细节“。

李政道说“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 一文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的演讲，内容是1930-70年弱作用发展四十年历史的大纲，根本没有讨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情形，当然，也完全没有强调是我独立地做出的突破。同样地，富兰克林1979年的文章中，和伯恩斯坦的文章一样，也没有涉及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个问题，也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杨振宁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寻找一些借口，为他在1982年的《杨振宁论文选集》里重写历史所用。”

因此，李政道认为是杨振宁首先把他们的不合公众于世。他说：“杨振宁1982年，公开地以文献的方式重写历史，抢夺我在宇称不守恒突破上，以及其它方面的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写下我1986年的回忆，以维护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