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毛泽东》— 王若水遗著 第二章 延安整风：审干运动

王若水遗著《新发现的毛泽东》

深刻剖析毛泽东及其思想

毛泽东，毫无疑义，是中国现代史和世界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美国《时代》周刊在一九九八年评选“创造近一千年历史的一百名人物”中，毛泽东排名第二十八，恰恰在排名二十九的列宁之前。《时代》的评选侧重影响之深远，不管是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还是制造严重的祸害。前者如巴士德（Louis Pasteur），排名第八，后者如希特勒，排名第十二。

《时代》周刊对毛泽东的评语是：毛把最初只有十来个人的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为强大的共产党和红军，抗击日本，击败国民党军队，在一九四九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是一名英勇的战士，也是一个专制独裁者。他的大跃进导致二千万农民的死亡，文化大革命带来更多的不公正和灾难。他在世界上投下巨大的阴影，在中国投下的阴影更为黑暗。

《时代》周刊的评语虽不严格，也没有深刻的分析，但大致符合实际。

“仆人眼中无奸雄”

“遗著”的内容，从各章来看，多注有写作日期或曾经发表否，似为文集。但实际上，除“前言”外，分为三大部份，各有重点，又相互呼应，形成了一个对毛泽东及其思想的整体分析，全书具有理论的深度。这是因为王若水评毛早定有写作计划，以期分题逐步完成。可惜他因患癌症去世，未能做最后的总结。感谢王若水的妻子冯媛女士作了很好的编辑，使之成书，并有“文章天成，妙手得之”之致。若水有知，当亦欣然。

“前言：毛泽东的新画像——仆人眼中的伟人”对书名：《新发现的毛泽东》作了题解。

在造神运动期间，毛泽东以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被人奉为神明，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永远正确，成了真理和无产阶级美德的化身。人民大众只看到作为神的毛，看不到作为人的毛。他是“异化的人”。

文革以后，毛泽东跌下神坛，但人们还不了解作为人的毛是什么样的人物。一九八九年，大陆一下出版了二十多种有关毛泽东的书。这些书大部份是毛身边的人——贴身卫士、警卫、护士、保健医生、秘书等毛的仆人所写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写的多是毛的生活琐事，使人们第一次看到一个有血有肉的，富有人情味的，富有性格魅力的毛泽东。这些作品给人们描绘了一幅毛泽东的新画像。这就是所谓“新发现的毛泽东”。

王若水套用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关于“仆人眼中无英雄”的谚语，说“仆人眼中也无奸雄”。这不是因为奸雄不是奸雄，因为仆人只是仆人。他们看到的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毛泽东，不是毛的全部，甚至也不是毛的主要方面。

王若水对这么多的“仆人”的回忆录，一针见血地评论道：“毛泽东把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整的家破人亡，把无数知识分子加以摧残，把他的许多出生入死的战友打倒，对这一切，他什么时候表示过丝毫的忏悔？那么，他在仆人面前表现出来的那一点人情味，又算什么呢？”

王若水同时指出，从这些回忆录中，见微知著，可以从毛的生活琐事中认识毛的性格特征，以见其内心世界。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一、孤独感、恐惧感和异化感；二、没有私人情谊的同志关系，同志和战友在毛的眼中不过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三、在毛和他的同事之间，上下级关系压倒了同志关系，“力”与“法”压倒了私人情谊；四、毛最大的性格特征是迎接挑战，逞强好胜；五、毛常读的书是“线装书”，甚至没有一本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他也很少读西方的著作。毛告诉随从，他把《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他的内心世界和他倡导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背道而驰；六、毛说定了的事，不允许别人反对，不肯改错和回头。曾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

了解毛泽东的这些性格特点和内心世界，可以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的真面目及其思想实质，也可以有利于解读他的行为。

毛泽东是伟大的权术家

然后，王若水在“遗著”中分三部分剖析了毛泽东。

第一部：毛泽东的权术，是全书的重点，也是认识毛泽东的钥匙。

政治学中一般都是讲到战略和策略，在过去苏联的历史唯物主义就列有这样的一章。在西方也有《战略研究（strategic studies）》和《策略研究（tactic studies）》的学问。但是西方很少理解权术或谋略（stratagem）；他们与中共政权接触时，往往认为中共政权不按理出牌。我在美国大学里讲中国政治时，曾建议政治学中还应研究“权术”。近来西方学者逐渐认识到研究权术这一问题，如黎安友与陆伯彬合著的《长城与空城计》，认为中共政权不按规矩出牌，看似非理性的行为，其实只是权术。该书认为“在中国的权术思想里，有两个历久不衰的象征：长城与空城计”。长城与空城计是软弱与实力相混融的象征，伪装欺敌，夸大自己的力量。《中国谈判行为大剖析：索乐文报告》也有类似的看法。

其实，这些看法和中国深厚的“权术文化”相比，不过是“小儿科”。中国从《易经》、《老子》、《鬼谷子》、《孙子》、《资治通鉴》乃至《三国演义》为权术研究留下了一大笔资产。毛泽东熟读中国古籍，对各种权术运用自如，得心应手。毛泽东堪称伟大的权术家。高华在他所著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中，谈到延安整风说：“延安整风为毛泽东显现其复杂诡奇的政治谋略提供了舞台。毛泽东敢于突破中共历史上的常规，其手法深沉老辣，对其对手心境之揣摩和制敌谋略的运用，均达到出神入化、炉火纯青的地步。毛泽东的谋略既来之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术的熟练运用，又来源之于他对俄共‘格别乌’手段的深刻体会。”

整风运动对毛泽东来说不过是牛刀初试，以后终其一生，对权术之运用越来越有发展，使他成为中国最大的专制独裁者，无人能与抗衡。当然，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他玩弄权术，走火入魔，陷入主观唯意志论不能自拔。到了文革末期，终于使中国经济政治陷入崩溃的边缘。毛的威信、霸业，随之尽销。

可惜，迄今没有这样一本研究毛泽东权术的专著。我在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大陆研究所，曾建议学生以此为论文题目。王若水在第一部中，从延安整风；毛在江西苏区的肃反；一九四五年在美苏两大国之间；斯大林合毛泽东；怎样总结苏共教训；一九五七年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到反右派；谁将是国际共运的领袖；和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等八大历史事件来分析毛泽东的权术，极具开创性。

毛言必强调斗争，性喜迎接挑战。王若水认为，毛之所谓挑战，确切地说应是“征服”。毛的征服的目的，早年是树立他在中共党内的领袖地位，以后则是保护他的领袖地位不容侵犯，晚年则是确立中国的强国地位和他自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袖地位。为了实现这些目的，毛不惜采用一切权术。

王若水的书中虽然从八个方面来论述毛的权术，其中最重要的在第一个方面，即延安整风。在整风运动中毛灵活纯熟地使用一切权术，在以后的诸多事件中则是把这些权术运用得更精巧、细致、诡秘和无情。

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的死党林杰曾把政治权术归纳为三点：一、政治无诚实可言；二、要结成死党；三、要引导对方犯错误。从整风运动看毛泽东的权术，实际上与之相吻合。根据王若水的分析，毛的权术可列举如下：

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小宗派，在理论上和策略上确有失误。但是应该看到当时的历史条件，即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控制，毛泽东在一个时期也有附和。对这些失误予以批判和纠正是应该的。但是毛泽东却把自己看作一贯正确，不加分析地把对手完全否定，而且在“惩前毙后，治病救人”的口号下，算总帐，无限上纲，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以后

庐山会议之整彭德怀，文革之整刘少奇，就是这种权术的进一步发展。

提拔追随自己的干部结成联盟，代替不信任的干部。纵横捭阖，以打击对手。如在整风中把刘少奇提拔到第二把手，在领导层进行大换班。文革中，林彪代替刘少奇成为接班人，就是这种故技重演。

在整风中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可是又把《联共党史》树为经典，号召学习斯大林的错误的所谓“党内斗争”的经验，继续搞组织上的左倾路线。毛反对王明的教条主义，却树立自己的教条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药，左右逢源，事实和真理不在话下。

不管工作搞得怎样糟，首先要讲成绩和进步。毛的成绩总是主要的，后来就发展成为九个指头一个指头的遁辞。

“借刀杀人”，以便推卸责任。重用大奸臣憝康生当作打手并让他主持肃反，尽管共产国际首脑季米特洛夫致电毛泽东，专门提到“康生起的作用令人怀疑”。直到文化大革命，康生一直起着破坏的作用，却至死被毛用之不疑。

王若水总结毛泽东的整人术有四：一、引蛇出洞；二、罗织罪状，突然袭击，一言定乾坤；三、明讲治病救人，实际上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四、逐步升级，无限上纲。

毛泽东为了实现个人的目的，还不惜修改他原先正确的理论，使哲学变成政治的婢女，把辩证法变成诡辩术。毛反对批判个人崇拜，利用肃反和路线斗争来消灭异己，担心他死后出现赫鲁晓夫成为他日益严重的心结，从而内心充满怀疑感和恐惧感，甚至失去理性的判断。

毛泽东是运用中国传统的权术文化的大师而又发展之。

文化革命与毛泽东的品格

“遗著”的第二部是毛泽东与文革浩劫。文化大革命是中共政治经济制度和毛泽东的作风和思想的迷思的大暴露。只有认真总结文革，才能清除中共的积弊。中共当局却百般掩饰，甚至在史书中轻轻掠过。然而在文革中承受重大灾难的中国人民是绝对不会忘记文革的。

首先，文革产生的原因和毛泽东在其中的作用是历史学者热烈讨论的问题。王若水承认制度和文化的原因，同时他认为单单制度的原因不能说明文革的产生。他认为文革的产生与毛泽东的个性和品格有关，因而“比较注重论述个人性格的因素。”

毛总是犯左的错误，越左越反右，越反右就越左，恶性循环，越搞越乱，终于无法收拾。左在经济上的表现是“大跃进”，这和毛的好大喜功有关。左在政治上的表现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这又和毛的缺乏容量和多疑有关。这里是毛的个性起作用。毛泽东的这种个性之所以能不受抑制地发展，这就有制度的条件（高度集权体制），也有文化的原因（包括传统文化和来自苏联的党文化）。在这种体制下，加上意识形态方面的个人迷信，毛几乎可以为所欲为。王若水指出：“个人迷信是文革能够产生的重要条件。

毛被称为伟大的理论家，但是王若水指出，毛往往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牺牲理论的一贯性和严密性，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种情况，在文革时期走向极端。例如：从原则上反对批判个人崇拜；否定“合二为一”，只讲“一分为二”，并把辩证法简单地归结为“两分法”；以辩证法的名义提出“斗争哲学”，对真正的辩证法造成极大的误解和混乱；以主观唯意志论代替马克思的唯物论，等等。王若水从哲学高度对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值得读者认真研究。王若水还指出：“毛泽东并非由于他在哲学理论上的失误而导致他行为上的失误，相反，他的哲学观点的改变，是为他的错误行为做辩护。”这样还称得上伟大的理论家吗？《争鸣》杂志曾组织“毛泽东是不是马列主义者？”的讨论，我在总结时认为毛泽东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正与若水的意见相合。

关于“毛泽东现象”的基础，王若水指出，一是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的阶级性，在中国长期形成的宗法社会和家长制的传统；二是来自俄国的影响。毛把列宁的建党原则搬到中国来，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包罗一切的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具有强大的控制力量的党国（Party State），防止这样的现象，最重要的是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

“遗著”第三部，题为“历史的见证”。王若水回顾了他对毛泽东经历的一个从尊敬走向信仰、崇拜、再到失望、怀疑和批判的曲折历程。同时陈述了他在觉悟以后，致力于独立思考，受到“意识形态沙皇”胡乔木、邓力群极左派的不断打击，从撤职到被共产党除名的过程。（后者可以参阅王若水一九九七年的专著：《胡耀邦下台的背景——人道主义在中国的命运》。该著以翔实的资料，精辟的理论，将胡乔木、邓力群揭露得原形毕露，批判得理屈辞穷。）

由于《人民日报》处在意识形态的最前线，王若水以今天的认识回顾建国以来的重大的学术思想批判，具有很重要的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