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哈迪削王裁法抓政敌 真的是“叛国者”吗？

话说马来西亚政坛有一位传奇人物，两度出任首相的马哈迪·莫哈末。有人敬他为国家发展之父，也有人骂他是权谋老手、祸国之人。在他漫长而曲折的政治生涯中，围绕他是否涉及“叛国”行为的争议从未平息过。他曾带领国家经济腾飞，也留下法治败坏、贪污滥权的恶名。马哈迪行事强硬果敢，自1981年首次上台执政起，便不断挑战政治禁忌，其种种大胆举措在支持者眼中是改革魄力，在反对者看来则近乎“卖国”“乱国”之举。这就要从头说起了。上世纪80年代初，马哈迪刚任相不久，就把矛头对准了享有崇高地位的马来统治者。1983年，他掀起第一次宪政风波：提议修宪削减最高元首的否决权，按照当时宪法，国会上下议院通过的法案若未经元首御准便无法生效。马哈迪的政府却主张，国会法案送交元首后不论签署与否，15天期满自动生效。此举等于剥夺元首拒签法案的权力，震动了马来统治阶层，招致统治者理事会强烈反对，引发长达五个月的宪政危机。朝野一度剑拔弩张，民间亦流传着各种谣言，仿佛王权与民选政府之间即将上演一场摊牌。最终，双方各退一步，将法案自动生效的期限延长至60天。这场君权之争以妥协收场，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马哈迪已初次试探并削弱了王室的权威。很多人直到多年后才意识到，这位新任首相竟有如此胆识魄力，敢于公然同国家元首分庭抗礼。可以说，从这一刻开始，马哈迪“强人治国”的形象已在大众心中定型。1987年前后，马哈迪又面临执政以来的内忧外患。一方面，执政党巫统爆发党争，他在党选中险胜，对手势力虎视眈眈；另一方面，种族和教育议题上社会矛盾激化。同年，华社群情激愤，抗议政府委派不谙华语的教师担任华文小学高职，华裔朝野政党领袖齐集吉隆坡天后宫示威，部分学校甚至罢课响应。巫统青年团也不甘示弱，在吉隆坡集会高呼维护马来权益的口号，马来群众群情激昂。种族紧张对峙一触即发，坊间甚至发生持枪军人在吉隆坡秋杰路乱射行人事件，加剧了社会的恐慌不安。就在局势如箭在弦之际，马哈迪突然祭出铁腕手段。1987年10月27日凌晨，当时担任内政部长的马哈迪发动震惊全国的“大逮捕”行动，即“茅草行动”。警方以维护国家安全为由，在一夜之间拘捕了逾百名来自朝野两党的政要、华教人士、社会活动家和宗教人士。反对党领袖如民主行动党的林吉祥、社运人士如陈才根等人悉数被捕入狱，连马华公会的部分领袖也未能幸免。据统计，被扣留者人数高达106人。同时，当局还下令几家报馆停刊整顿，其中包括发行量极大的英文《星报》、中文《星洲日报》和马来文《祖国日报》，一禁就是五个月。一时间，言论空间骤然收紧，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许多家庭来不及与亲人道别便天各一方，社会上一片噤若寒蝉。马哈迪以雷霆手段平息了这场风波，却也因此饱受非议。有人直指他假借种族紧张之名，行打击异己之实；106人的被捕名单里，不乏他的政敌和批评者，大马民主政治自此蒙上一道难以磨灭的阴影。多年后，每当被问及此事，马哈迪都矢口否认是他策划了茅草行动，声称逮捕决定是警方自行坚持的，仿佛与己无关。可在当年遭受牢狱之灾的人们眼中，时任内政部长岂能撇清责任？一位在茅草行动中被捕者的女儿卡斯杜丽愤怒控诉：“身为当时的首相兼内长，马哈迪要负上全责！你夺走了我父亲和许多家庭的自由，只因为你要巩固权力。”她的这番话，道出了许多受难者内心的悲痛和愤懑。更大的宪政危机在1988年接踵而至。这一年，马哈迪不仅清除了党内异己，也把矛头对准了司法机关，被后世称为“大马司法崩坏的时刻”。事情的起因同样与1987年的巫统党争相关：巫统在党选后因程序争议被法院裁定为非法组织，马哈迪为了确保胜局，筹划成立新的“巫统巴鲁”来排除异己。但当时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敦沙烈阿巴斯坚持依法行事，准备受理巫统合法性的上诉案件。与此同时，马哈迪政府趁机提呈修宪案，要削弱司法审查权、扩大总检察长权限，引起司法界强烈不满。沙烈阿巴斯联合另外20位各级法官，上书最高元首和各州苏丹，密函疾呼捍卫司法独立。法官集体向王室“告状”的举动令马哈迪大为光火。1988年5月27日，怒不可遏的马哈迪将时任首席大法官沙烈阿巴斯直接叫到首相署，当面下达最后通牒：“不是自行引咎辞职，就是接受特别仲裁庭的审判！”沙烈阿巴斯一时愕然，起初被迫草拟辞职信，但旋即反悔收回，希望通过法律途径抗争。马哈迪见软的不行，索性来硬的，6月，他援引行政权力指控沙烈阿巴斯行为不检，迅即成立由亲政府法官组成的特别法庭，对沙烈提出一连串莫须有的指控。最终，在没有上诉机会的情况下，该仲裁庭裁定沙烈阿巴斯罪名成立。1988年7月7日，沙烈阿巴斯被正式革职，同案另外两名最高法院法官也一同被免职，另有三名法官遭到停职处理。马来西亚独立以来引以为傲的司法体系，就此元气大伤。此事震惊法律界，国内外舆论哗然，纷纷谴责马哈迪公然干预司法、破坏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一位法律学者日后形容1988年的司法危机是“法治史上最黑暗的一天”，因为行政权对司法权的粗暴践踏使司法独立荡然无存。从此，大法官们人人自危，马来西亚的法庭再难向行政权说“不”。马哈迪通过这一连串手腕，成功拔除了司法体系中不听话的“眼中钉”，为自己巩固了权力版图。然而代价是高昂的，司法公信力跌至谷底，法治精神遭到重创，这一局面直到数十年后才逐渐修复。据说，当年遭罢免的一位资深法官尤索夫·费德回忆此事，感叹：“我们这些人只是坚持司法应有的独立，却因此断送了自己的司法生涯。”这样的控诉无疑为马哈迪强权政治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注脚。进入90年代，马哈迪继续将强人作风贯彻到底。1993年，他第三次修宪矛头再次对准王室，提案废除马来统治者在法律上的豁免特权。同年年初，正值某苏丹涉及殴打平民事件激起民愤，马哈迪抓住舆论导向，迅速在国会推动修宪。以前，各州苏丹和最高元首在位时享有民事和刑事豁免权，哪怕行为违法也无法被起诉。马哈迪以“法律之前，人人平等”为由，联合朝野议员高票通过修正案，将王室的法律豁免权一举取消。自此，苏丹若犯法，需接受特别法庭审理，不再高踞于法律之上。此举在民间赢得不少掌声，认为王室不再凌驾法律，有利于民主法治。然而王室成员大为光火，不少保守派马来人也视其为对传统的僭越。有苏丹在御前会议上斥责政府“忘恩负义”，甚至隐含指马哈迪此举“大逆不道”。不过，当时马哈迪凭借国会压倒性优势和高涨的民意支持，硬是迫使王室屈服。他治下的官媒也配合展开宣传攻势，大篇幅揭露部分王室成员的奢侈挥霍和违法劣迹，以正当化修宪举措。例如，有报章详细披露某苏丹逃税走私豪车、王室日常开销以百万计，甚至暗批有的统治者行为“有违伊斯兰教义”。可以说，马哈迪是以非常规手段狠狠敲打了王室，削弱其威信。此后马来统治者们明白了，这位平民出身的首相并非软柿子，王宫再也不是无法无天的法外之地。当然，从王室角度看，马哈迪此举无疑是以下犯上。一些保皇派指责他“挑战马来统治者尊严，破坏马来社会根基”，甚至以“叛徒”相斥。但马哈迪不为所动，强硬推进了自己的议程，也将王权置于民选政府之下，为马来西亚立宪史改写了新篇章。纵观1981年至2003年马哈迪首次执政的22年，他塑造了一个强势集权的政府形象。其间经济腾飞、城市化加速，他倡导的“2020宏愿”令人振奋，大马逐步迈向新兴工业国行列。然而光鲜背后，种种争议与指控如影随形。比如，他被指纵容朋党资本，家族和亲信在各大工程中获益；又比如，他通过修法集中总理权力，被批评架空司法和王室制衡，使民主制度走了样。有学者直言，马哈迪留下的政治遗产可谓毁誉参半，他既改变了国家面貌，也因贪污滥权饱受诟病。时至今日，不少马来西亚人仍认为，马哈迪正是法治败坏和权力滥用的始作俑者。毕竟从茅草行动到司法危机，他一次次以非常手段对付异议者和独立机构，让国家体制为他个人意志所操纵。有人感慨，当年马哈迪治下，“民主”仿佛只有外壳，“专政”才是内里。这样的评价或许尖刻，但也道出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心声。在他执政后期爆发的金融风暴和副手安华事件，更进一步加深了社会对他的两极评价。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马哈迪拒绝国际货币基金的援助方案，实施资本管制力挽狂澜，这被支持者誉为爱国之举，但在反对者看来却是孤注一掷的赌徒行为。1998年，他和时任副总理兼财长安华·易卜拉欣彻底决裂，以涉嫌鸡奸和滥权的罪名将后者革职查办。安华被捕入狱后引发席卷全国的“烈火莫熄”民主运动，要求结束马哈迪专政、释放安华。面对街头汹涌的人潮，73岁的马哈迪再次展现强硬本色，动用防暴队清场逮捕示威者，并在媒体上大肆抹黑安华的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