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甘岭/Battle on Shangganling Mountain》(1956年) 1080P 国语中字 | 根据真实历史改编 | 中国首部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电影 | 英雄壮举银幕长存

1952年秋，美军在朝鲜中部三八线附近发动大规模的攻势，企图夺取上甘岭主峰阵地五圣山。上甘岭战役爆发。八连连长张忠发奉命执行主峰阵地的坚守任务，师指挥所要求他们坚守24小时以待后援。可就在一个上午，敌人竟进攻23次，我军伤亡惨重。敌人继续增兵，师指挥所命令张忠发暂时撤进坑道。第二天，敌人大举进攻五圣山。张忠发命令连队配合其他部队主动出击，打退了大股敌人。师指挥所要求张忠发拖住敌人，使后方争取时间调度兵力，补充弹药。坑道内的战士每天都有伤亡，他们不仅要跟头顶上的敌人作战，还要为生存而斗争。坑道与后方的联系被敌人切断，坑道内严重缺水，战士们相互鼓励、互相关心，顽强地坚持战斗。在朝鲜人民的支援和朝鲜人民军的配合下，他们顽强战斗了24天，让我军做好了大反攻的准备，最后一举歼灭了敌人。上甘岭战役改变了朝鲜战争的形势。

该片是第一部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影片，它取材于著名的上甘岭战役。编导对战役进程、战斗故事进行了精心的剪裁和表现，将这场气壮山河的战役真实地烘托出来。他把视点投向一条坑道和一个连队，塑造了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的志愿军英雄群像。影片多用富于个性特征的动作、语言刻画人物，如张连长，既有英雄气概，又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是一个十分成功的基层指挥员的形象。影片的节奏处理也颇具匠心，既有紧张激烈的战斗场景，又有舒缓深沉的抒情段落，二者妥贴地交织在一起，引人入胜。环境气氛和物件细节的创造性运用，也增添了影片的真实性和生动性。

围绕着坑道坚守时缺水这一核心矛盾，电影通过象征着生命之水的苹果赋予了影片情感的深度与现实的关怀，也通过狭小坑道中对“一条大河”的唱诵与憧憬，建立起前方阵地与身后祖国的血肉联系，为影片增添了浪漫隽永的家国情怀。本片表现出了抗美援朝上甘岭战役中，中国人民志愿军无私崇高的自我牺牲精神，以革命英雄主义、爱国主义为主旋律，最终完成了“英雄神话”；影片也形成了庄严、乐观同时又具有抒情性的史诗风格，实现了革命浪漫主义和革命现实主义交融的美学风范。结尾处，影片以具有丰富内涵的象征场景升华了主题——反攻胜利后，卫生员王兰将坑道里相伴的松鼠放生，松鼠沿着一棵松树的树干爬上树枝，融于蓝天白云，此景诗意地表达了志愿军对和平与自由的向往，更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的积极精神。

插曲《我的祖国》在渲染气氛、表现主题上起到了重要作用，流传甚广，成为电影音乐中的艺术精品。本片创作者对这次战役进行了高度概括，他们并没有面面俱到地反映这样一个震惊中外的战争，而是通过志愿军某部八连这样一个连队从接收阵地，由防御战转入坑道和最后发起反攻，收复主峰的43天战斗经历，再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战役，热情讴歌了志愿军战士为追求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除了艺术形象塑造方面的成功外，在声画结合、场面调度、结构安排和节奏把握上亦颇具特色，反映了新中国建国初期人们对自由、和平、幸福的憧憬和自信。

总之，本片将“上甘岭”化作一种精神象征，它代表着用生命书写信念的时代意志，体现出志愿军战士舍己为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国际主义情怀，也为我们带来了战争与和平的长久思考。

拍摄过程

剧组到上甘岭进行实地考察时，沙蒙虽有心脏衰弱的毛病却坚持却坚持攀上了五圣山。

为了保证坑道拍摄的成功，沙蒙专门从上海电影制片厂请了周达明。

影片中有段抓松鼠的戏，但该段戏原来设计的并不是抓松鼠而是抓鸟，但沙蒙对这个设计感到不大对劲。在战场上枪炮一响，鸟就惊飞了，不会跑到坑道里，沙蒙和编剧最后想出了抓松鼠的主意。

演员选择

刘玉茹到长春电影制片厂看望姐姐时被沙蒙看见，从而成为了王兰的饰演者。《上甘岭》是刘玉茹演的第一部影片，也是她一生中出演的唯一一部影片。

剧组在挑选饰演张忠发的演员时，显得格外谨慎，最后沙蒙看中了当时已经三十岁的高保成，但两者年龄反差很大，剧组有人提出质疑，但沙蒙执意采用了高保成。

动人细节源于战地真实故事

《上甘岭》在朝鲜和国内拍摄完成。张亮回忆，当年在朝鲜拍摄时，很多志愿军战士都参加了拍摄，尤其是满山遍野冲锋的画面，绝大多数都是真实的战士。演美军的也有志愿军战士，他们贴上“大鼻子”道具，因为天气炎热，很多战士拍完后鼻子上都起了泡。经典的坑道戏，则是在长春郊区搭景拍摄的。拍杨德才炸碉堡时，已经是11月份，长春天气非常冷。“只要手上稍微有点水，就会粘在冲锋枪上。”

片中战士们在坑道里“抓松鼠”的画面，让很多观众记忆深刻。原来剧本中一开始设计的是战士们“抓麻雀”，但当时的朝鲜，战争刚过，麻雀的家园被破坏，非常难找，倒是很多松鼠在拍戏现场跑来跑去。恰在此时，沙蒙的好友、编剧海默来到了现场探班，他对沙蒙说，既然这里有不少松鼠，为什么不把麻雀换成松鼠呢？于是就有了战士们抓松鼠的戏。这场戏，对调节整场戏的情绪和节奏，表现志愿军战士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起了很好的渲染作用。

《上甘岭》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身受重伤的指导员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用微弱的声音对女卫生员王兰说：“小王，请再给我唱唱《我的祖国》吧！”在王兰和战士们深情的歌声中，指导员带着对祖国的一片深情和对和平的渴望离开了战友们。类似的事情就发生在张亮的爱人牛欣身上。“有一次她帮助护士登记伤员，突然一个年轻的伤员用手抓住了她，因为很使劲，她差点叫起来。抬头一看，她发现伤员满头都是汗珠子，这时护士跑过来靠近他嘴边听他说话，得知战士希望我爱人能够给他唱《志愿军慰问曲》这首歌，以前她下阵地送红旗的时候唱过几次。她答应了，但刚唱了几句，战士的手就松开了，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但她依然流着泪继续唱着……”张亮激动地告诉记者，“《上甘岭》真正做到了‘艺术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所以才能这样感人肺腑。”

1957年，《上甘岭》在上海一个能容纳3万人的文化广场上放映，志愿军第15军第45师师长崔建功和张亮应邀出席做报告。放映期间，两人在银幕后面“开了个小会”。崔建功告诉他，在上甘岭战斗中，光是像黄继光这样为了炸碉堡而牺牲的战士，“我记得有姓名的就有50多人，所有战士都是自愿报名的。黄继光的牺牲，免去了我军重大伤亡。”

《上甘岭》的巨大成功，也开启了新中国拍摄战争电影的热潮。从1956年至1978年，涌现出了《长空比翼》《友谊》《奇袭》《三八线上》《英雄坦克手》《英雄儿女》《碧海红波》《激战无名川》《飞虎》等一批优秀的战争电影。

“现在电影《上甘岭》的主创中，还活着的只有我和在片中扮演步行机员的张健佑了，前两天我们刚通了电话。”张亮感慨道。在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之际，张亮的内心依然涌动着对那些牺牲了的战士们的崇敬之情，“这些战士中，有些年纪都只有十七八岁。那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为了保卫我们的祖国，那么多同志献出了年轻的生命，他们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祖国和人民。这种大无畏的英雄精神，值得后人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