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美建交的奠基者，卡特获得邓小平之后历任领导人礼遇有加，直到2014年在习近平主导下遭受冷遇。当时以90岁高龄再访中国的卡特仅获副国级李源潮接待，这一历史性降级昭示着中美关系难以逆转的恶化。

卡特去世以后，习近平已经以公职和个人身份发了唁电，说卡特是中美建交的推动者和决策者，但没有用到2023年11月基辛格去世时候的措辞，就是“世界战略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和好朋友”，显然习近平看待卡特和基辛格有所不同，而且跟前任也不同。卡特没有机会跟毛泽东、周恩来这一辈打交道，但自邓小平以后中国每一任领导人他都见过，江泽民2001年9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卡特夫妇的时候，称卡特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卡特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是2014年，他90岁的时候，主要目的是庆祝中美建交35周年，为期10天，代表团去了北京、西安、青岛和上海。这次访问也是卡特受到的接待最差的一次，作为代表团成员一起去中国的著名学者Orville Schell夏伟用来描述的词是耻辱humiliation。

当时是奥巴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前一年、2013年6月习近平在加州跟奥巴马会面，他提出中美之间要形成一种新型大国关系，意思大概是说双方应该接纳彼此的现状，但是美国方面一直没有真正认同这种说法。2014年9月，卡特到北京访问的主题是庆祝中美关系正常化、也就是正式建交35周年，而且2个月以后的11月，奥巴马就要正式访问北京。我们都知道卡特当总统的时候促成了中美建交，所以他的访问应该可以被看作是中美双方沟通的一个良好机会，可以增加互信，缓和紧张，但当时两国关系其实已经进入崎岖不平、基本走下坡的阶段。

Orville Schell夏伟是一位研究、报道中国的杰出学者和记者，是正在凋零的一代。他70年代作为《纽约客》杂志的记者就开始去中国采访，他也是在中国结识了后来的妻子。以后夏伟担任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新闻研究生院的院长，现在是在亚洲协会工作。夏伟的文章发表在美国残存的知识分子刊物《纽约书评》上，他也做了电视节目。

卡特当时的第一站是中国人民大学，但安排参加的活动跟中美建交没有关系，而是一场全球金融论坛，这种论坛中国很多，比较安全。首先安排讲话的是人大的校长和一位来自阿根廷的前联合国贸易与投资专家，卡特只获得简短的讲话机会，也没有能够跟事先设想的一样跟学生交流。接下来卡特率领的代表团中有一位原定要在人民大会堂的一个论坛上发言，但是毫不客气地遭到中国方面的禁止。卡特本人原定要在上海和青岛参加的部分活动也被取消，中美青年学者论坛项目安排的会议由西安交通大学校区转移到了校外的酒店。

中国方面并未解释这些调整和改变的原因，夏伟猜测可能是因为国内反腐运动、或者因为卡特长期以来对民权和民主的倡导让组织者感到不安，所以为了降低风险才做出这些调整。在中国的外国人很难提出抗议，绝大多数在华的外国使馆、公司、大学、媒体和非政府组织都知道，隐忍当中接受中国的安排为上策，抱怨或者抗议只会导致合同、签证出问题，交流项目延迟甚至取消。

此前卡特曾经4次跟习近平见面，但这次并没有见到，而且连总理李克强也没有见到。卡特访问中国第一次没有正国级接待，此前的胡耀邦、赵紫阳、江泽民、胡锦涛，包括温家宝，都在北京热情接待过卡特。

这种冷遇对一位主持中美建交的前总统来说当然不公平、不客气，这就像告诉一个老船长，感谢你引领我们出海，但我们现在才是掌舵人。卡特2014年访问的最高待遇是人民大会堂的宴会，现场空座很多，谈不上有多少热闹气氛，每一个空座都传递着一份冰冷的沉默。主持者是当时的国家副主席李源潮，他的讲话非常简短，与35年前中美首脑会晤、邓小平与卡特之间的热情友好气氛差距比较大。中国安排这种层级的对外交往活动不会出错，大家见到的降格和冷清当然就是安排好的。

夏伟长期与中国交往，老朋友老相识比较多，一位中国教授低声跟他说，习主席几天前刚刚会晤了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他当时已经成为国际社会的弃儿，但习主席并不在乎，称穆加贝为深受中国人民尊重的老朋友，与中国在反帝国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霸权斗争中并肩作战。这位教授还说，就在卡特宴会举行的同时，习主席正在人民大会堂宴请马来西亚国家元首，他连在卡特宴会上短暂致辞问候都没有。一种耻辱感在卡特代表团中蔓延，包括夏伟在内的部分成员有过提前离席的念头，虽然后来还是坚持了下来。

夏伟第二天翻阅了六、七家主要的中国报纸，他没有发现关于卡特访问或者宴会的报道，只有英文的《中国日报》提到了这件事情，但配发的照片并不是卡特本人，而是晚宴上学生的表演。在夏伟看来，略微得到安慰的是第二天的晚宴，《财经》杂志和邓小平女儿邓榕是主要的组织者，许多曾经跟卡特政府合作过的中国前官员出席，他们当然基本都是离任了，卡特夫妇见到这些老朋友以后心情好了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