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民举:《基督教(景教)对中国唐宋文化的影响》(含MARK总结) 2021年6月18日
Автор: BEA贵重的器皿
Загружено: 19 июн. 2021 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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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之前,李民举先生提供了非常精彩的讲座《古代汉语文献中的犹太文明》,这是视频链接: • 李民举:《古代汉语文献中的犹太文明》(不含讨论) 2021年6月11日 感谢他再次的讲座《基督教(景教)对中国唐宋文化的影响》,也同样精彩,这是视频链接: • 李民举:《基督教(景教)对中国唐宋文化的影响》(含MARK总结) 2021...
李民举先生的两次讲座,属于高层理论的概论,细节展开需要多次的系列讲座。李先生的研究视角和方法,具有非常巧妙的独特性,其创造性的成果贡献,突破了学术界的建制性束缚,是知识界的一大幸事,特此阐明如下:
第一、深厚扎实的国学、考古学、古代文学、文字学和神学功底,对中国古代文本非同寻常的精读和泛读。其中,他所使用的许多文本,并非来自学术界通行的参考资料,而是来自考古发现和个人长期的阅读积累,并辅助运用考古发掘的器具物品作为论据。
第二、中国古代传统文明文化的研究领域,在基督教学术视角的内部,主要有两大对立路线,各有道理和根据:
1、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的文本中,类似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局部内容,作为依据,说明中国传统文明文化中也有上帝的特殊启示。这种说法虽然根本不符合基督教的神学和教义立场,但是容易给华人听众带来心理的安慰和自信。这也是危险的酵,经过一定的时间就会影响个人和教会整体的信仰之纯正性。
2、全然否定在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的文本中有任何上帝的特殊启示,将与犹太基督教类似的局部内容,一概视为上帝给人类的一般启示。这种说法虽然符合基督教的信仰立场,却忽略了一个细节事实,因为某些文本中,确实存在一些特殊启示的痕迹。只是,这些特殊启示的存在表现形式,属于“碎片式”和“补丁式”,即一些零散的概念名称和观点陈述,明显是客居在中国古代的这些思想体系中,缺乏与所在体系的整体兼容性。
第三、 李民举先生在过去的10多年里,成功开辟了第三条路线,调解了上述两大立论路线之间的矛盾,建构了整体性的健全理论体系的框架,开辟了百年国学研究和中国传统宗教学研究的新方向和新领域;属于全新的大视野和高层理论。
通过严谨和广泛的文本研究和历史研究,辅佐考古学、古文学、文字学、基督教神学的充分证据,李民举说明了中国传统文明文化中,尤其是文本记录中,确实存在类似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痕迹,而这些痕迹不外乎两大来源:
1、大洪水之后巴别塔的遗传,人类分散遍布世界,带着挪亚之后的犹太文明文化。在中国,这些遗传主要存在于先秦的文明的文化传统。这是李民举先生基于《圣经》视角和中国考古学成果的“文明同源论”。
2、秦汉之后,由于犹太教和基督教(景教)在中国的传播,尤其是通过粟特等胡人,特别是在唐宋时期,中国传统文明文化出现了更多更具体的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痕迹,其中包括景教对宋明理学儒家思想的明显影响。这些痕迹属于外来文明的传播影响,并非中国本土自创。李民举先生通过大量的论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并建构了这项高层理论的学术体系框架,更多的细节填补和发展,则需要更多的建制内外的学者加入,一同进行发掘研究。
综合而论,从基督教的视角来看,上帝的特殊启示,是犹太基督徒信仰的唯一基础和核心,主要记录在《圣经》中,并非基于普遍的良知和人性启示。正如耶稣基督是人类唯一的中保和救主。正是这种“惟一性”,决定了其它宗教及其文明文化,就理论体系、立场特别是属灵背景而言,绝不可能是来自上帝的特殊启示。作为其中所有的局部、零散的特殊启示痕迹,不外乎文明同源论和犹太基督教的外来影响论。
因此,中国传统文明文化中与犹太基督教特殊启示体系中的类似概念名称和陈述,无法相提并论。 试想,即使《古兰经》中有数量可观的、片段式的特殊启示内容,伊斯兰教与犹太基督教仍然互为敌人。也就是说,决定信仰立场的是体系,而不是局部。更多相关细节,参考阅读《如何面对中国的传统文明和儒家主义?——建议华人基督徒和教会持守的七项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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