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姆扎逐步上位？慕尤丁“消失”背后国盟大洗牌！宗教领袖能否成为马来西亚多元社会的和平缔造者？华小升旗被造谣！“女龙王”事件揭开国盟炒作伎俩

最近柔佛巴西古当气体爆炸事件震惊全国，但更引人注目的却是国盟主席慕尤丁在事件发生后突然“失踪”——不但没亲自到现场慰问灾民，连社交媒体也毫无更新，整个人像从政坛蒸发了一样。这种“隐身”行为，在一个以首相人选自居的在野联盟领袖身上，无疑引发广泛猜测。更巧合的是，就在这段时间，国盟另一位重量级人物——前内政部长哈姆扎·扎因丁开始频频出镜，积极在国会与媒体上代表在野阵营发声，言辞犀利、动作频频，俨然已经成了国盟的代言人。与此同时，回教党总秘书达基尤丁在选区拨款问题上，与副首相阿末扎希有过沟通，并透露国盟方面已提交正式信函，要求成立委员会展开谈判。但这明显与慕尤丁先前强硬表态“不会低头”的说法直接矛盾。国盟前脚说不低头，后脚就提信函谈资源，这种前后不一的操作不只打脸自己，更把慕尤丁置于尴尬处境。外界因此普遍质疑慕尤丁是否已经被架空。更吊诡的是，曾是土团党内“二把手”的阿兹敏阿里同样神隐，几乎不在任何关键议题上发声，令人怀疑他是否也被边缘化，一切都让哈姆扎的地位更形凸显。这些迹象显示，国盟内部可能已形成两条路线：一派仍坚持以慕尤丁为首的“强硬对抗派”，另一派则以哈姆扎为代表，倾向以务实方式与政府博弈，争取资源分配与谈判空间。这种内部路线分歧，其实早已有端倪。当年“喜来登政变”之后，国盟一直靠着马来保守势力维系，但自从希盟在2022年大选后组成团结政府，在野的国盟开始面临路线选择：是继续对抗博取基层情绪，还是走向协商获取实质利益？慕尤丁坚持前者，但哈姆扎显然更灵活。而就在慕尤丁“消失”之际，坊间也重新提起早年那场“7亿宣传费风波”——当时被指发生在依斯迈沙比里担任首相期间，用于支付政府宣传费用，部分传言甚至直指与土团党相关。如果慕尤丁现在失去政治庇护，未来是否会因旧案被追责，成为不确定因素。更何况他目前在党内已失去压倒性优势，如果真被卷入司法程序，不排除党内会趁机清洗旧势力。而如果哈姆扎一派成功掌权，不但国盟路线可能转向温和务实，甚至连对政府的整体策略都会发生变化，从以往单一反对到如今“边谈边打”，希望在资源换取与选区经营上更有效率。不过，若慕尤丁阵营选择反扑，势必引发更大内部裂痕。一旦两派在党内摊牌，不排除出现退党、重组，甚至再爆分裂。目前整个国盟气氛微妙，各派系都在观望哈姆扎下一步动作，以及慕尤丁是否会以“爆料”“曝光”方式发动反击。可以肯定的是，国盟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内部权力洗牌，而这场洗牌的结果，不只决定土团党的未来，也将深深影响马来政治的走向。在野联盟若无法整合出清晰统一的方向，恐怕在下届大选将陷入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至于慕尤丁的“隐身”，到底是战略性退场、等待反扑时机，还是已遭内部势力边缘化而无力回天，这将是决定国盟命运的关键转折点。


马来西亚近年来的多宗宗教与种族冲突事件，不只是对社会和谐的挑战，更暴露了一个深层次问题——宗教领袖在国家多元政治与社会结构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否已经严重错位。在气球小贩冲突和兴都庙搬迁争议中，我们看到的不是宗教领袖的中立调和，而是某些人站上宗教讲坛，以情绪化言论掀动群众情绪，甚至用未查实的片面信息作出带有惩罚性质的批评。这不仅违背了伊斯兰教义中“求真、公正、温和”的基本原则，也破坏了马来西亚各族之间脆弱的信任基础。在这些事件中，像我这样既是穆斯林又是普通公民的人，有权利、有义务也有责任站出来呼吁——我们需要的不是带头制造分裂的宗教领袖，而是能以理性语言、基于事实的方式指导大众、引导政客的社会中坚。遗憾的是，许多宗教领袖似乎更热衷于在YouTube或清真寺里博出位，成了“政治网红”，他们以强硬言论吸引注意，靠情绪操作来推动议程，却对事件全貌、历史背景和法律框架一无所知甚至全然不顾。以气球小贩事件为例，事情发生了肢体冲突，也有医生确认伤势，但同时也涉及非法摆摊与执法程序，这不是宗教领袖可以随意裁断的事情。同样地，在有关非法占地兴建印度庙宇的问题上，宗教领袖的言论显然缺乏对长期历史与地方政府处理机制的理解。州级穆斯林宗教领袖本应扮演缓冲角色，理解多元文化，协调矛盾，但如今却不断被卷入政治操作，甚至与某些政客“你唱我和”，让宗教平台沦为煽动情绪的工具。而在伊斯兰中，本就不存在“神职人员至上”这种观念，任何人都不应将宗教领袖当作不可批评的偶像。如今，我们的社会迫切需要为宗教领袖的遴选制度进行改革。我提出三项建议：一是要求宗教领袖必须修读“国家建设”课程，不只是了解传统教义，更要理解马来西亚社会的多元与国家政治的复杂性；二是设立笔试机制，测试他们对宗教与国家认知的深度与广度；三是引入由社会科学学者、州政府和联邦代表组成的多元评审团，确保宗教领袖具备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发表意见的能力。这不只是为了提升宗教领袖的素质，更是为了国家长治久安与社会的持续共存。马来西亚不是单一种族、单一宗教的国家，任何站上讲坛、握有话语权的人，都必须先对这个现实有深刻理解。否则，一个无知却情绪煽动能力强的宗教人士，比政客更具破坏力，甚至能左右一整个社群的态度与信念。我们不能让宗教领域沦为假知识、半真半假的“情绪市场”。未来的宗教领袖，必须能在YouTube网红的喧嚣之外，以知识和理性构建共识，引导民族和解、社会和谐。如果我们仍然纵容那些借宗教之名来煽动仇恨、谋取政治利益的人，那么我们所谓的“宗教权威”最终只会成为社会撕裂的根源。在这个充满挑战的多元国家里，真正有益于马来西亚的宗教领袖，应当是和平的缔造者，而非分裂的推手。


霹雳州一所华小升旗礼上的一段视频，竟成了政治操作的工具。亲国盟网红“女龙王”在网络上传播一则视频，指控该校学生在升国旗时用华语演唱国歌，声称这是违反《国歌法令》的行为，并妄图将此事与民主行动党牵连起来，炮制成一场“华裔不尊重国家”的民族争议。然而事后被揭发，这些学生唱的根本不是国歌，而是霹雳州歌，两首旋律相近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女龙王”却故意误导观众，将其歪曲成“华语版国歌”来煽动情绪，借题发挥炒热民族矛盾，结果引来全网批评。这种先制造假新闻、再删帖、最后反咬他人的操作，已经成了部分亲国盟势力的标准戏码。民主行动党社青团大专事务局主任许领贤就指出，这种“网红政治操作+种族挑衅”的模式并不新鲜，尤其在补选前夕更容易卷土重来。事实上，早在大选与州选期间，国盟就多次使用类似策略：土团党领袖慕尤丁和伊斯兰党主席哈迪阿旺一再抛出争议言论，把非穆斯林标签为“威胁伊斯兰”，甚至宣称“穆斯林选民有义务拯救国家”等极端说法，就是为了煽动马来选民的不安与愤怒。这一次“女龙王”出场，无非是延续这套剧本，只不过对象换成了一群天真无邪的小学生。把小孩都拉进政治泥潭，无疑是对社会底线的践踏。而一旦被戳穿，视频迅速删除，账号开始倒打一耙，把责任推给民主行动党或公众“断章取义”，此种荒腔走板的表现，只会进一步消耗公众对整个政坛的信任。许领贤也直言，今天是“女龙王”，明天可能又换成另一个网红，背后是否有政党提供支持、安排议题，甚至组织宣传路线，值得执法单位调查。他也呼吁政府应当设立明确法律机制，对散播虚假消息的网络分子严正执法，不能再让网红与政治人物在网络上为所欲为。事实上，这场风波暴露的不只是一个网红的无知，而是整个国盟阵营在缺乏政策与实绩的情况下，企图靠网络操作与族群政治挽救政治生命的窘境。如今网络用户的辨别力已经远胜以往，“炒作—删帖—甩锅”这套手法早被看穿，继续靠网红带节奏、靠假新闻煽情，不只失信于人，更可能在下次大选中自食其果。对国盟而言，与其不断挑起族群矛盾，不如拿出实打实的政策与成果来赢得民心，否则即便靠短期流量蒙混过关，长远来看也只会被人民彻底唾弃。如今最关键的，是社会各界必须更加警惕，不能让假新闻主导我们的公共舆论空间，也不能让下一代在仇恨和误导中成长。这场“女龙王”事件，是一面镜子，也是一记警钟。


马来西亚司法体系正在迎来一场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动——现任上诉庭主席阿邦依斯干达阿邦哈欣被视为最有可能在今年6月接替即将退休的首席大法官东姑麦文，成为马来西亚司法史上首位出任该职的砂拉越人。这项人事安排背后，不只是个人荣誉或职业晋升那么简单，它所牵动的，是东西马长年政治、法律资源失衡的深层结构，也是在国家治理体系中东马声音长期缺席后的一次重要校正。过去几十年来，联邦司法体系几乎完全由西马精英主导，尽管马来西亚建国时在《马来西亚协议1963》中就承诺保障沙巴与砂拉越的特殊地位，但东马在司法、立法与行政体系中的代表性始终偏低，许多涉及本地权益、原住民土地与自治权的案件，往往在西马主导的诠释下被淡化处理。如今阿邦依斯干达的升任，不仅是一项象征意义极强的政治讯号，更可能在未来的判例中，改变许多关键条文如“1963协议解释”“自治与资源归属”等议题的司法风向。他的背景与成长脉络，将让他更理解东马民众在现实中面对的结构性不公，而这种理解若能融入判词或司法思维当中，将对全国产生实际影响。与此同时，这次人事安排也带来了另一层象征转型：预计接任上诉庭主席的特里鲁丁，是目前联邦法院最年轻的法官，标志着马来西亚司法领域也出现“年轻世代”与“地方声音”双管齐下的新格局。但话说回来，任何人事安排都离不开政治考量。众所周知，马来西亚的首席大法官任命需由首相在谘询马来统治者会议后向国家元首提出建议，尽管宪法不强制要求首相征求现任大法官意见，但在现实操作中，政治协商的影子始终挥之不去。不少分析人士认为，阿邦依斯干达的任命或许是安华政府主动释出的政治善意，一方面巩固对砂拉越政党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也在政治结构上释放出“东西马更加平等”的信号。然而，在司法独立的框架下，这样的安排是否能不受政治干预、真正维持专业操守，关键还看阿邦依斯干达本人是否能以其砂拉越人的身份坚持超越地域、宗教与族群的公正立场。此外，不容忽视的是，这种象征意义强烈的“东马掌权”，也可能在西马尤其是保守势力中引起反弹。一旦牵涉到族群认同与联邦权力的再分配，国会或行政体系势必会出现微妙的权力博弈，甚至可能以“制度稳定”为由，对司法改革过程施加压力。从阴谋论角度看，有人怀疑这是安华政府“安抚东马”的一环，是为了换取政治支持而设下的交换条件。但无论是否有政治筹码交换的成分在其中，我们必须承认：阿邦依斯干达的上位已在马来西亚政治与法律生态中激起层层涟漪。未来他若能借助此身份推动更多司法改革，强化对原住民土地权、资源分配争议的重视，不仅可以让司法更具包容性，也能在无形中塑造一个真正多元代表性的联邦制度。而这背后的关键点在于，是否能让东马议题从边缘走向主流，从口号变为实质，让更多来自沙巴与砂拉越的法律人才进入决策体系。这不仅是对历史的一种交代，也关系到马来西亚未来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联邦国家。换句话说，这不只是一个砂拉越人的胜利，而是整个东马的转折点。阿邦依斯干达是否能在接下来的任期中兑现司法独立与地区平衡的承诺，将是全国人民尤其是东马子民高度关注的焦点。无论结果如何，这场“东马登顶”的司法突破，已经悄然撬动了马来西亚联邦政治的地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