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教訓 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澤東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說了一番類似“臨終遺囑”的話: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
Автор: 听书 听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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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6月15日,病重的毛澤東召見華國鋒、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以及王海容,說了一番類似“臨終遺囑”的話:
人生七十古來稀,我八十多了,人老總想後事,中國有句古話叫蓋棺論定,我雖未蓋棺也快了,總可以定論吧!我一生幹了兩件事,一是與蔣介石鬥了那麼幾十年,把他趕到那麼幾個海島上去了,抗戰八年,把日本人請回老家去了。對這些事持異議的人不多,只有那麼幾個人,在我耳邊嘰嘰喳喳,無非是讓我及早收回那幾個海島罷了。另一件事你們都知道,就是發動文化大革命。這事擁護的人不多,反對的人不少。這兩件事沒有完,這筆遺產得交給下一代,怎麼交?和平交不成就動盪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風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
毛澤東的這番話是在他謝世三個月前說的,代表了他晚年的一種真實的思想。當時他對自己晚年的思想和實踐,已經出現了一些自省和憂慮。
曾擔任過毛澤東的祕書的胡喬木,還談到了這樣一件事:晚年的毛澤東曾引用過四川新都寶光寺的一副對聯:“世外人法無定法,然後知非法法也;天下事了猶未了,何妨不了了之”。人家問他,他就說不了了之。最後他也確實這樣去了。(胡喬木在1980年12月22日同《歷史問題決議》起草小組的談話,轉引自鄭惠:《對“文化大革命”幾個問題的認識》)
這位世紀的偉人在晚年之所以如此地悲觀,是因爲他看到“文化大革命”的結果已經與自己的主觀願望相悖了。從他的主觀願望來說,他的確認爲“文革”是爲他自己的黨和人民做的一件大好事——當然,他在臨終的自省中也不認爲是件大好事了,只是不得已而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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