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云来：如何理解碳交易、碳金融、和绿色投资? 中国新能源市场展望。
Автор: Money & wealth 金錢与財富
Загружено: 2021-0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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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云来：如何理解碳交易、碳金融、和绿色投资?
朱云来（英文名：Levin Zhu，1958年7月29日－），湖南长沙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前总理朱镕基长子，曾任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CICC）CEO。香港金融发展局成员之一。
1977年至1981年就读于南京气象学院大气物理学专业，毕业后进入中国气象局工作，后赴美国深造。
1994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获大气物理学博士学位。
1994年至1995年，朱就读于芝加哥帝博大学，8个月获得会计硕士学位。
1995年至1996年，朱就职于安达信芝加哥分部，任高级会计师。
1996年至1997年，朱跳槽至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任投资顾问、高级副总裁。
1998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布命令，禁止高层干部子女任职外资公司。朱云来于是回到香港，由王歧山安排加入由中国建设银行控股，摩根斯坦利参股，王歧山任董事长的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即中金公司）香港分部。
2000年，朱云来进入中金公司管理委员会。
2004年，出任中金公司CEO。
2009年，荣获“第一财经金融价值榜”年度投资银行家。
2014年，辞去中金公司总裁及管理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朱云来处世低调内敛，但是自从其进入中金公司之后，该公司几乎垄断了中国国有大公司海外上市的市场，他本人也于2004年被财富杂志评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商界领袖”，排名第15。据悉，朱在中金的薪酬2007年可能高达1700万美元（2006年1000万美元），远高于其他国内金融同行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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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情况下
限制碳排放是必要的
如图1的世界能碳时图所示，过去60年世界的发展，从人口到产值再到贸易，总体呈系统性增长。其中，能耗和燃耗的区别在于，燃耗是燃烧“煤油气”（煤、石油、天然气），即不可再生的化石燃料，同时燃烧释放二氧化碳；总排是燃烧化石燃料后产生的，可由化学反应方程式配平后推算得出。
从这样的碳排放总体规模可以看出，“能产比”，即当年能耗与当年GDP产值的比率，从60年代到90年代迅速降低，到了1994年后基本拉平。2008年以后基本没有什么大的改进，当然有因为技术提升带来较小程度的改进，目前我们还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最低线。
人类社会发展显然需要能量，但不幸的是，人类现有的、最容易使用的、现在技术能够掌握的能量就是煤油气，而煤油气产生的二氧化碳属于温室气体，造成全球变暖以及一系列难以想象的恶劣后果。所以，所谓的碳达峰、碳中和，还是要对二氧化碳进行限制，人类必须做出这样一个决定。
本质上，碳问题一部分是科学和工程的问题，一部分是经济和金融的问题，甚至还有一部分是国际和外交的问题。其中，最基本的科学问题其实都还并不明确，问题在于，人类是否愿意冒险，随意燃烧煤油气排放二氧化碳？可能到最后发现也没事，不会出现任何问题。然而，现在科学无法准确预测未来的情况，万一出现问题就为时已晚，无法修复了。
此外，我还计算过移民火星的可能性，火星的辐射条件比地球上的辐射要弱一点，所以晒不死，重力是地球的大概40%，“一跳十丈”应该没问题。这些意味着，人类用现有的基础材料能到火星上盖房子，只要压力不是太大，重量不是太高，是可行的。建一个这样的房子，里面充上氧气，同时搭配绿色植物合成人类需要的氧气，提供人类需要的食物，这样能够实现碳中和，最后无非就是计算可以容纳的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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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交易：把碳外部化的成本内部化
碳交易时间很长，而且逻辑很绕、很拧巴。碳的一切都是好的，给予我们能量和发展，唯一的问题是碳多了可能会摧毁地球，所以对其限制。那么，既然是限制，何来的碳交易，何来的交易价值？
其实，这是需要我们增加成本，把过去外部化的成本内部化。我们过去买煤油气，更多买的是挖掘的成本，并没有支付其后续造成的不良影响的成本，这就是典型的成本外部化，如果把外部成本内部化就要提高成本。
当下，国家一方面限排，要求尽可能不排或者确定一个定量，但是另一方面限排后还有排放指标可以卖，这个逻辑是很混乱的。这可能是我国限碳的历史发展以及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博弈后的产物，但是指标的原则并不是很清楚。我们需要有一个明确的逻辑，让大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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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金融：建议建立碳监测局，计算碳排放
碳金融的问题与碳交易类似。既然碳太多，就应该要限制，越限制它的价格就越高，同时表现为高收益。碳价应该是高的，投资机构投资也会获取高收益，但是，高收益的成本谁付？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机构来认定这个责任是谁的。
企业原本可以随意烧煤油气获得能源，而现在却需要很贵的技术实现环保和碳中和，这其实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而这个社会共识不是单靠发改委能够搞定的，为此建议建立碳监测局，为企业提供系统的碳排放数据，按数据确定奖惩。
其实碳很容易计算，即一个产品花了多少克的碳造出来。任何一个产品都可以计算它的碳含量，也就是能耗。过去节能减排有很系统的历史数据，新数据可以不断更新。
当然，这也需要社会契约，不能指望一个企业做公益，做公益的事情只能政府干，因为政府代表了全体人民的意志。政府做出大家都同意的决定，就变成了法律，最终按照法律来执行。所以只有政府才能做真正的公益，但前提是得到全社会人民的赞同。
总而言之，这是碳金融的核心问题。而欧洲的方式，是把一个明明是要大家多付钱的，变成好像是大家可以赚钱的东西，其实整体是增加成本的，是不可能赚钱的。只有限制不允许（像欧洲）这样做，才会赚钱，才是金融和衍生品的开始，这才是碳金融。
绿色投资的核心利益来源于限制传统技术的运用。传统技术产生太多的二氧化碳，投资者更愿意投资低碳技术，因为低碳技术是受社会赞许的可以运用的技术，有发展前途，也具有投资价值。
碳交易、碳金融和碳投资都是同一个逻辑，本质上是要控制二氧化碳的排放。
其实，碳交易从科学计算的角度来说是简单的，但是对后果的模拟是非常复杂的，可以复杂到比真实情况还让人难懂。所以，在这样一个进退维谷的境地下，从科学的角度出发，我们还是要系统地去研究和观察。大家都来做同样的事情，最大的好处是互相有一个参照，能够更容易检测出来有什么新问题或者新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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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和种树
有助于战胜碳中和面临挑战
根据世界能碳时图，1965年能耗和燃耗几乎是一样的，过了将近60年，到2019年能耗达到199亿吨，燃耗达到168亿吨，非化石燃料只占了全部能耗的15%。如果要达到碳中和，这个数值要掉换过来，即可再生能源达到85%，这是极富有挑战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社会真的需要这么多能源吗？我们还是可以通过节能减排来降低能耗，因为我们知道，耗用如此大量的能源对地球的未来是一种致命的伤害，只好尽量减少能源的利用。
此外，达到碳中和，还有一个可能性。过去我们把树砍光，未来我们可以种树。也就是说，我们后来种的树光合作用吸收二氧化碳，可以平衡之前烧掉释放的二氧化碳。植物来自太阳的光能是无穷的，叶绿素的合成是自然而然的。但这种方法最大的问题是植物的密度太低了，而且总会被收割，美国玉米就是一个例子。因此，这个问题值得提出来，至少面向未来看，一个国家的发展有很多科学环境的因素需要考虑。
我们可以建立一套系统的监测审计制度，进行碳计算。碳的计算可以从能耗入手，因为能源的基本形式主要就是这样几种。计算出来后科学家、经济学家、工程师等一起讨论什么样的科学方案能够最有效地管理社会的经济活动、基础资源，以及植树进行光能发电或者转换成其他能源的可能性。
有篇文章提到我国改革开放后，进行大量植树，现在总共种了760亿棵树，平均一个人占到五六棵，这不算多，还可以再多种。从能量守恒的角度来说，如果把中国能源的能量全部覆盖，需要植树一百万平方公里。
总而言之，目前还不是完全没有希望，种树还是比较容易的，毕竟种树就是环保，让自然去发挥它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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