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人的回忆 ，刀郎巡迴演唱会武汉站，一首精典的罗刹海市

如果让我们把时间线拨回中国的八九十年代，你会发现彼时的中国是一块朋克又魔幻的土地。迪斯科与气功学、连环画与摇滚乐、霹雳舞和快餐店，中国正从以政治元素为主调的单一严肃娱乐到接受各式各样的外来新潮娱乐。她像一个早已饥肠辘辘的饿者，咀嚼着美馔肥，品尝着色香味，一切本土的、外来的娱乐方式融合碰撞为一道文化大餐。而无论新潮的娱乐样式如何冲击着并重塑着中国人的娱乐喜好，总有些人忘不了那个刚刚落幕的红色时代。或亲身经历，或生长在那个时代的末尾，他们带着诗文来，他们带着影视来，而有人是带着摇滚乐来重温和缅怀那股燃烧着的情怀和精神。

许多青年们从小耳边充斥着的是炮火纷飞的战争年代英雄故事，读的是毛语录，唱的是满腔热情的红歌。经济改制后的他们，并没有完全沉沦在低迷困顿之中；与迅速兴起并腾飞的中国经济一起的还有他们无与伦比的祖国自豪感和对社会主义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他们，成为了日后红色摇滚的忠实拥趸，为红色摇滚的兴起造势贡献功不可没。他们当中，当然也出现了写出《新长征路上的摇滚》的崔健，有了《社会主义好》的张楚。

摇滚乐，在那个更加激情奔涌的后红色年代找到了无比适合的存在意义。在那个年代，中国女排叱咤世界排坛；中国男足睥睨亚洲群雄；中国代表队在奥运会上摘金夺银；对越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我国对英、葡强硬态度收复香港、澳门。中国第一代摇滚“老炮”侯牧人，在八零年代初的工人体育馆看完一场中国队四比二翻盘的足球赛后，与无数热血沸腾的青年人一样冲向夜幕下的天安门广场。群情激奋的人们大声吼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侯牧人却说道，“操他妈！中国的作曲家都死绝了吗？”那时的他觉得一定能找到一种音乐，让他们尽情释放属于年轻人的狂热。后来的他也的确做到了，用摇滚的方式翻唱的《我爱你中国》，《我们走在大路上》，都成为了红色摇滚的经典之作。

八十年代的中国摇滚选择成为红色气息浓厚的另类摇滚，另外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因主流舆论对其的批判和其相应的调整。那时候，受抨击西方、港台流行音乐及摇滚乐为下流、黄色的毒流的影响，一批中国摇滚乐人转而投身创作红色摇滚音乐，来维系社会主义信仰，坚定文化信念，为普遍迷茫不安的社会情绪开出药方，让摇滚乐真正走入主流，为大众发声。这也是老一辈摇滚人为引进和保留中国摇滚乐火种的不懈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在1994年8月1日，被誉为“魔岩三杰”的窦唯、何勇、张楚携三张个人专辑经国家新闻出版署及北京市文化局批准召开新闻发布会。应邀出席的有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版权局、北京市文化局等央地文化官员，BBC、路透社、法新社等中外记者，以及演艺界人士。这样的规模和级别，足以说明社会对摇滚特别是红色摇滚乐的关注和重视。
敞开国门，阔斧改革的确带富了一批人，但更大多数的人却没能随着经济大潮上岸，也没在时代风口起飞。部分富者不义，淫奢无极形，寒者却饱受疲敝，甚而备受歧视。这样的现象是人们不愿见到的。处于这个时代的大多数人们亲身经历过那个清贫却无时无刻不感受到平等没有歧视的过去，见到如今的光怪陆离与满地奇形，自然不能不感到惊诧并不安。于强烈的新旧对比与命运跌宕之中，他们会思考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如今的社会现象。一股呼唤红色年代的纯真与真实的人际关系，摒弃如今商业社会中尔虞我诈、勾心斗角，要求减小贫富差距鸿沟的声音愈来愈响。摇滚乐人们再次站在社会舆论前锋，以一首首力作叩问“生病”了的时代心房，热烈震响红色回忆。比如唐朝乐队，比如他们灌制的摇滚版《国际歌》。

红色摇滚所具有的独特承载意义，也是其能红极一时，吸纳广泛受众的重要因素。以崔健的《一块红布》为例，他将一块红布蒙在眼前的动作具有明显的表象性意味，暗指想到过去的人们，眼前虽然没有蒙着一块红布，看见的却只有“红色”。“蒙”的动作，更是具有模糊的深层含义。歌词也是印证了这样的封面动作设计想要传达的涵义。这类似的作品，一方面是除了表达作者对过去红色年代种种个人见解外，在客观上也成为了一代人的精神共鸣，成了他们碰撞交流的精神载体，也是在那个时代闯荡地落魄狼藉的他们最好的精神避难所。

红色摇滚兴起一时，时代造势功不可没；却也只能一时。难以推陈出新，流行音乐的竞争，大众审美的喜新厌旧都是其逐渐式微的因素。但是，它已成为经典，对于它的重温和研究，是我们对它最后的必要和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