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公務員有「病」：公家機關如何侵蝕道德能力？｜兼談台灣的貧窮治理：「假性脱遊」與「製造低收入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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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資料：
1. Zacka, Bernardo. 2017. When the State Meets the Street: Public Service and Moral Agency.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我會翻譯成《國／民的交會處：基層公務員的道德能動性》）
【Zacka 在這本書中，其實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談，有些公務員是怎樣避免陷入「病態的道德傾向」，他稱之為「自我實踐的操演」。他這部份的討論，對我自己來說，稍嫌說服力不足，所以我在影片中沒有介紹。】
2. 洪伯勳，2010。《製造低收入戶—鄉愿福利國家之社會救助官僚實作》。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5 年改寫為書《製造低收入戶》，群學出版）
3. 黃克先，2021。《台灣遊民社會福利體制的運作及效果：從基層官僚治理取徑切入》。台灣社會學 41: 51-94。（有免費全文）
4. 林傳凱出席憲法模擬法庭的鑑定意見：   • 2016 1119 第三屆模擬憲法法庭 轉型正義 07 鑑定人提供鑑定意見...  
5. Lipsky, Michael. 2010 [1980]. Street-level Bureaucracy: Dilemmas of the Individual in Public Services. Russell Sage Foundation.（有中譯本《基層官僚：公職人員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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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耗竭（burnout），也有翻譯成「職業倦怠」的。
discretion 翻譯為「裁量權」，我覺得有時候會有點誤導。我自己會翻成「自主裁量」。這不是一種正式的權力。注意，那些法律明文授予公務員的權力，都不是 Lipsky 所說的「自主裁量」，「自主裁量」指的是那些法律沒說、但只要法律要被執行，就會因為語言的有限性、因為公共資源的有限性，必然產生的讓基層公務員自由發揮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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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研究者已經反覆告訴我們，公共服務和公共資源的需求量不是固定的，而是由供給量決定的。想像一下，這裡有一群對某種公共服務有需求的人，每個窗口都排著長隊，這時候你多增加一個窗口，你以為這可以讓每個窗口的隊伍變短，但事實上並不會，因為一旦公共服務增加，每個隊伍的人變少，那些原本嫌麻煩排隊要排很久的人，就會加入這群人裡，一直到每個隊伍又達到讓人看了就不想去排的程度。所以許多學者認為，很多時候，公務服務的需求量是彈性的（elastic），是隨著供給量變動的。

註2：比如 2017 年臺北市舉辦世大運的時候，市府曾為了暫時性的城市形象，大規模驅趕遊民。

註3：貧窮線是用「個人所得中位數」打六折算出來的，而「個人所得中位數」，是用「家戶所得中位數」下去平均的。台灣政府在計算國民家戶所得時，那些有工作能力、但收入為零的人（比如：家庭主婦、失業者），並沒有被給定「擬制收入」，而是如實用零收入計算。也就是說，同樣的一群人，計算貧窮線時，收入被視為零（拉低平均值，讓貧窮線變嚴苛），在申請低收入戶時，收入卻被視為兩萬多塊（拉高平均值，更難低於貧窮線），這是「擬制收入」其中一個不合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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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節
00:00-01:37 前言
01:37-04:27 基層官僚與裁量權
04:27-07:14 假性脱遊
07:14-12:51 製造低收入戶
12:51-17:52 「病態的道德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