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早期天主教会及第一任本堂希孟神父的感人故事

一位年轻帅气的法国神父，也是沈阳城内的第一任本堂神父，以及营口八田地天主堂的第一任本堂神父---希孟（SIMON, Philibert-Louis-André，1842年8月23日--1874年12月12日）。
首先感谢王继友神父，10年前到MEP档案馆帮我找到了希神父的照片，一个标准的法国帅哥。希孟神父是法兰西梅塞人（Messé），他在蒙塔莫里隆的小修院（séminaire de Montmorillon）和普瓦捷的大修院（ séminaire de Poitiers）完成学业。毕业后在罗姆学院（ collège de Rom）当了两年教师，并加入了巴黎外方传教会。1867年5月12日被祝圣为执事，12月21日晋铎。1868年4月15日启程去满洲，先在Si-hoang-ti（西荒地？）学习汉语，1869年营口市内的天主堂建成，方主教迁到营口，希孟神父成为本堂。
1869年，方主教终于把沈阳小南门外的那块地买了下来。希孟神父和助理主教包若瑟来到沈阳传教，成为第一任本堂神父。
我下一个感谢的是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福建师范大学，他们编写的《清末教案》第四册第282页到294页中，有两封希孟神父的长信，尽管翻译的聱牙诘曲，但却是十分宝贵的史料，实在看不懂的地方修师傅会有注解。
这一封是希孟神父写给正在欧洲参加第一次梵蒂冈大公会议的方主教的信。
1871年3月2日于盛京（沈阳）
去年2月间，神学院转移到了盛京。南部（辽南，修师傅注）的基督徒们自愿无偿地出借其车辆，将某些仍生活在“雪地圣母院”（盖州阳关天主堂，修师傅注）的家具以及某些拉丁语学者（小修生，修师傅注）带到了这里。我在经过对该地区的巡视之后，也亲自赶到了沈阳，发现这里的小“移民区”已经建立起来了.我也执普通教师的教席。从此之后，我再未离开过那里，唯有疾病使我卧炕不起的那几天例外。
对大人说吧！这一教席使我感到了特别满足，我不喜欢像其他传教士们那样更多地行走、布道、举行洗礼和告解，那样做是骗人（不知原文是怎么写的，修师傅注）。感谢上帝，我理解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之美好特征和必要性。只要大家希望如此，我就将非常愉快地忠于职守，此外，上帝会为我们的努力而祝福。从表面上来看，学院的一切都正常。
在一开始时，学生的人数很少，逐渐地增加起来了，我们的住院中现在共有20名年轻人，他们都志在为上帝和圣教服务。有三个人学习神学，四名学生学习拉丁文著作，八名或九名自两个月来一直在练习阅读，我们将在近期让他们掌握语法。最后，有另外四名年龄更大一些的人仅坚持学习汉文著作。我们毫不犹豫地利用他们来作布道。所有这些人都积极地工作，其行为堪称典范。
我们将同时推动汉文和拉丁文的学习，而且还荣幸地有一名好先生帮助我们，这就是白倪芳。他在西黄地教我学习语言之后，便告别了妻子和儿女而追随我来到了这里。大人很了解他。他颇有学问，颇善言辞，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向异教徒们布教时都为我们做出了很多的服务，尤其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没有过分强烈的中国思想，能够公正地评价孔夫子和孟子，这是很幸运的，因为有什么样的先生必会有什么样的学生。如果我们于此有一名大博士，半异教徒和半基督徒，那我们就可以肯定，尽管我作出了所有努力，他也会将其思想传给我们的年轻人。我们对于类似的事没有任何可怕之处。白倪芳的施教是基督教性的，我们的学生们都走上了正路.
这些贫穷的孩子们非常需要学习，他们甚至在汉字方面也非常无知，我们对此感到非常惊讶，包若瑟（Boyer）先生（包若瑟是教区助理主教，主要服务；辽中县三台子堂区，修师傅注）和我都对此感到惊奇。大人们的学习也有半数被忽略了，他们从未深刻掌握其国的文字，最年轻的人则更为幸运一些，我们逐渐地使他们掌握了天朝帝国的所有文学作品。这是一种绝对必要的事。为了对此坚信不疑，只要在一座中国城市中居住数月就足够了.当来访者向我提及某些我根本不懂的文献时，我该是怎样诅咒自己啊！尤其是当在我身旁的学生无法向我提供其解释时，我特别要诅咒。在法国，当一名教士听到念诵维吉尔（Virgile）或拉封登（La Fontaine）的某句诗而又不知是指什么时，肯定会感到滑稽可笑和狼狈不堪。在中国，那里的学究气更足，引证其它著作的癖好更为普遍，经典著作知识更是必不可缺的。
至于神学研究，我们则以更大的热忱坚持进行。我的学生们绝不是才学出众的佼佼者。然而，他们每天都流利地向我复诵其课程并能勉强地理解其意义，尤其是在一般要持续三刻钟的解释之后更为如此，我尽量作出安排以让他们在三年中能学到全部神学。
除了学院几乎在是未经我们同意的情况下于那里建立起来之外，又有一个圣婴孤儿院建立起来了，在七～八个月期间，共有12或13个孩子被交给了我们。如果欧洲的悲惨事件（指普法战争，修师傅注）尚未因耗尽施舍之财源而迫使我们对所有要求都熟视无睹的话，那么孤儿们的数量将每天都会增加。这些孩子们要修所有的教理课程，我希望我们在圣灵降临节时能为其中数人举行洗礼，继此之后，我们将让他们进入初修。在他们之中，有两名年轻的前化缘惜、两个独臂人、一名瘸子和一个几乎被冻成白痴的穷孩子。
这封信翻译到到这戛然而止，另一封是希孟神父半年后写给MEP大修院院长Rouselle神父的，写信时间是半年后的7月31日。
1871年7月31日于盛京
自一年以来，我们不停地在盛京传播圣教。我们从不会在公共场合露面，但却准备了一个讲道厅。我们邀请所有人前往那里学习拯救的真谛。前来听讲道者不乏其人。我们有一名青年传道员（教经先生），他除了接待异教徒并向他们通报好消息之外，再没有任何其他事可干了，但是，天啊！那些善意的人在这片不信基督的土地上很稀少，各地受归化者的数目都很少。但自我们（包若瑟和我）到达该县的两年以来，我们共登录了80～100名望教者。
数日之前，某些前来这里投考的童生们，对于我们在自己的大门上张贴的两份邀请前来听我们讲道的布告感到不快，他们带头撕掉了它们。为了获得这种结果，则必须按照文人们的习俗行事，以使我们的讲道人无法忍受而开始。因此，共有10多个最狡猾的人前来，他们都是学问不大而傲慢不小的人。非常凑巧，他们发现了比自己更为强大的人，我们学院的先生非常清楚地知道这些布告的作者。他们喋喋不休地诉说，以最大的成功与这些人抗争。这都是一场场真正的大论战。
第一天，他们声称天和地为永久之物，大家应将它们视为万物的父母。他们为此提供的最大证据是大地能产各种草木和树棵。然而，根据出自情理和孔夫子的论据，如果大家非常正确地向他们指出其语言的荒谬性，那么他们于翌日便会改变策略和理论。他们于是便不再以我们所看到的那种天地崇拜者的面目出现了，而是以我们看不到的天地之神的面目显现。他们似乎准备了全部计谋，并且准备好了其全部文件，但我们的讲道者仍在其所有战壕中追逐他们并最终把他们全部打败了。
“难道在宗教中还有比你更强大的人吗？”他们最后询问他。
“当然！”他回答说。
“啊！果真如此？那么我们就是不知道他了。”
他们呆若木鸡地走开了，携带大家借给他们的一本宗教书籍，但却许诺将尽快返回。他们未再次出现，在未向我们还书的情况下离开了盛京。
他们不幸遭遇的消息在整个城内都略有流传，其他多名文人也向我们的基督徒们讲述过这一切。但这些不幸的人却不是由此而得出结论认为我们的教理是唯一正确者，为获得拯救就必须信仰之；他们不是怀着谦卑的心情来听讲道，而相反却是逃避之，因为他们如同在中国所说的那样，害怕看到自己“哑口无言和丢面子”。
这批文人是很难受归化的，各邪念已充满了其心灵，真谛和信仰于其中不占据任何位置。然而，我们并不失望。我们即将播下种籽，仁慈的上帝会在他高兴时，让种籽发芽和结果。
我有意前往一个距城市不远的村庄度（修师傅猜测应该是沈北的鲍家岗子）过我们一个月的假期，那里有几户基督教人家。我将自己最大的学生带到了那里，我们共同向附近几个村镇传播福音。我作茧自缚地滞留在这个令人厌恶透顶的村庄中，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如同在所有的中国城市中一样，除了砖坯和泥浆之外，那里再无其它东西了。我迫不急待地想前往乡下，见到树木、庄稼和绿色。我在内心中同样也感到一种去向异教徒们讲道的愿望。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个休假月中感到很我们现在享有一种相当的寂静。有人仇恨、诬蔑和诅咒我们。甚至连乞丐们自己也不敢喝我们的水，因为他们声称我们于其中放了巫术药粉。
所有人都如同一大信条般地相信，我们会挖去婴儿的眼睛、心脏和肝胆，以制造我也不知道的什么东西。如果大家敢于做的话，那么他们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但他们的恶作剧尚未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以后又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这里有人声称，梯也尔（Thiers）先生未能接待天朝帝国的使节，所以中国人集聚了部队并在备战。我们只有求上帝的保佑了。
您在哪里呢？亲爱的院长！您现在在干什么？有人报告我们说，您在默东（Meudon）的处境很危险，子弹和枪炮如同雨点一般落在您身旁。您未受伤，我们为此而应感激上帝。我们对于您的境遇放心了，但是，上帝啊！我们对于留在巴黎的那些神学院院长先生们的命运就完全不放心了，革命派是否会真正敢于犯下这样的谋杀罪呢？最近一封英文电报未提供任何细节地使我们获悉了这场起义的结束、杜伊勒官（Tuilerie）被焚和巴黎大主教被杀（1871年5月24日，巴黎总主教Georges Darboy被公社枪毙，修师傅注）。我们在此问题上作了许多评论，怀着非常恐惧的心情思考可能会有多少司锋们共享了巴黎大主教的命运。啊！法国该有多大的罪恶啊！上帝竞以这样的命运来惩罚它。
天啊，在众人所忍受的这些巨大灾难中，我的心简直被一种最令人痛苦的损失撕碎了，我唯一的兄弟-拉·卢瓦尔的国民别动队的战士于1月6日在芒市附近的拉弗尔什战斗中阵亡了。他的心脏被一颗子弹射透了，所以当场死亡。他是一名非常虔诚的教士，在他阵亡12天之前，已快要领受圣事（修师傅猜测是圣秩）了，因而我对于他的灵魂会得到拯救感到很放心，这是我那可怜母亲的唯一安慰，也是她高龄的唯一依靠。您可以想一下她该有多少怨言啊！我请您为我这两个非常尊敬的灵魂祈祷吧！
这封信翻译到到这戛然而止。回过头来再说说希神父：1871年辽宁大洪水，三台子教堂被冲毁（师神父生前服务过的堂区），希神父积极救灾。1872年，他回到营口，民国十九年《营口县志》载：“迨咸丰庚申，与英法立约，开埠通商，于是该教乃遍及北地。营埠于同治十一年四月间，法教士锡梦司铎来营传教，初则赁屋而居，继在东双桥街建设天主教堂，并设育婴堂及养老院。……”
当时教务发展迅速，希神父在营口期间参与了海星圣母堂的建设，《营口天主教海星堂碑记》上记载：
......特蒙德司铎深加体恤，择地于营口东市鸠工建堂（这个位置修师傅也不知道），落成之日，各船友额手相庆，且幸且感，较向之口背道而驰驱终日者(原来船民需要去盖州，修师傅注），不过咫尺耳，然去海舟停泊之处，计程又复三四里，各船友日与圣祭，而仍是美中不足，爰议于中市购地建堂（胜利街道办事处平安社区）。夫事未蒇，德司铎以头风复发，回西治口，接篆者为希司铎。至同治十年冬月，德公之而成就之，于中市买地一方，将旧有土房二十余间，略加修饰，改为圣堂，斯时方司牧与罗马大公会议代牧包会长，颜其额曰“圣母海星堂”。十一年春，各捐银以偿售价，不足，经口希司铎慨助之，方始玉成其事。
并建设另一座堂---耶稣圣心堂（后二轻局占的那块地），很不幸的是，1874年11月19日，希神父感冒发烧，那个年代一场感冒能要人命，12月12日不幸安息主怀，年仅32岁。
那个年代巴黎外方传教会派到满洲的传教士平均寿命不足40岁，水土不服、医疗不发达、教难、营养不良，随时可能夺走年轻神父们的生命，一个神父离开祖国，基本上就回不来了。
希神父到中国的时候，留下他的弟弟照顾母亲，结果1871年弟弟先他而去，他一定肝肠寸断。那一年，巴黎的火药味十足，一首歌曲被传唱；今天，它在天朝也被禁唱。从希神父给院长神父的私人信件看，他实际上愿意在小修院教书。但是当时满洲教区200多万平方公里的传教区域极其缺人传教，他只能在沈阳、营口担任本堂，只到天主收走他的灵魂。
希神父，为我等祈！